材料一：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情”与“理”（礼）的关系长期处于对立地位。宋明时期，理学家们虽然也承认“情”的客观性，却普遍赋予“理”以至高无上的本体地位，把“情”看作人性中消极的、恶的因素。明朝中后期，文化领域出现了对理学思潮的纠偏倾向，张扬“人欲”、反对理学禁锢的“主情”文化思潮兴起。晚明文学家冯梦龙专注于以“情”写史，著《情史》二十四卷，明确提出“情教”思想。他指出：“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
——据何悦玲《冯梦龙情教思想建构语境探微》整理
材料二：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后期，法国除了革命和动乱，就是几乎无时不在的激情和焦虑。到处都在揭露社会的虚荣，在巴尔扎克、司汤达或是托克维尔的作品里都得到体现。这是一种急于想过上好生活的焦躁不安的期待，一种对复兴思想的痴迷和继帝国时期思想荒芜之后心灵极度的焦渴。面对这种焦渴，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立足于人性统一性来重建社会的秩序，他认为，社会秩序立足于由情感、行为和理智构成的人性统一性，其中情感起决定作用；利他主义这种“仁慈之爱”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力量。
——据郭景萍《孔德：社会秩序视野中的情感研究》等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