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工业化使人们不再相信中世纪神定的等级秩序，转而相信个人拥有天赋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自由在民族或民族国家而非王朝国家内才能得到保障。……在经济层面，民族国家可以提供没有关税和配额限制的、他们可以在其中自由贸易的自由大市场，并因此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在19世纪的西欧，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在当时西欧人普遍认为，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够或似乎能够满足民族成员相对安全、自由的要求和实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扩充军备、对外殖民扩张、建立势力范围可以使民族国家更强大。民族国家越强大，民族成员的生存条件就越好，民族世代存续也就更有保证。
——摘自李肇忠《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材料二：19世纪下半叶，一些先进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了。沿海的改革者属于近代中国人向民族主义转变的第一代，包括容阂、伍廷芳、王韬、郑观应等人。当殖民者夸耀西方的文明和强盛、贬低中国文化传统时，个人和国家的羞耻感融为一体，成为民族主义激情的丰富来源；同时他们认为国家强盛的关键在于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有一种密切的信任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西方受到代议制政治制度的推动。内地的改革者，如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等人在普遍接受了变革之后，也明显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冯桂芬向同胞力陈要以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为耻，以此唤起国人自强的心理。郭嵩焘通过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框架。薛福成则关注收回治外法权和提高关税等问题。到20世纪第一年，“民族主义”的概念由梁启超引入中国，在中国滋生蔓延半个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意识第一次得到了正式、明确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华夏中心主义最终转化成民族主义。
——摘自胡涤非《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