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的痛与梦
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的诸位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四只“小兔子”分别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以及林公铎。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蔡元培。
“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声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而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公开讽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但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
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写照。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
1934年8月13日，朱希祖看报纸得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省被刺死，他在日记中写道：”永田为稳健派中心人物，激进派恨之入骨，故有是难。日本军人不服从命令，不守法纪，亦为中日将来之大祸，而吾国华北风云恐又将为彼激进派所掀动矣。”后来局势的发展，正如朱希祖日记中的预料。
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朱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40年5月28日，朱希祖日记六：“上午8时至国史馆筹备会办公，9时半回考选委员会，半途有空袭警报，10时半放紧急警报。敌机九十八架，分三次来袭，北碚、池溪口轰炸最烈，复旦大学在北碚，其教务长孙寒冰死焉，平民死伤二百余人……”这样的日子，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各界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国民政府颁发《褒扬朱逖先先生令》，赞其“生平专研历史，旁搜远绍，考证精勤。著述流传，成就甚伟”。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生于晚清，留学日本。作为历史学家，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②“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