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内部的改革和发展，外部崛起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从世界历史经验看，在一个国家外部崛起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一个角色，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角色，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今天，人们把世界视为“地球村”，而这个世界之所以变成这样，从一开始就是资本造就的，政府只是配角。从最早的“海盗”到近代航海大发现，再到最近一波的全球化，都是资本逐利驱使造就的。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地使自身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转型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从其本质而言，中国的资本和其他所有国家的资本都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盈利而得到生存和发展。随着中国开放政策的深入和企业在全球的扩张，资本“走出去”的速度会呈现增长的趋势。资本的“走出去”是中国外部崛起的经济基础。除非再次出现明清时期那样的闭关锁国政策，不然这个趋势不可阻挡。从现有的内外部条件来看，闭关锁国几乎已经不可能。在资本大举“走出去”的情况下，政府要维持早期“请进来”和“接轨”阶段的“韬光养晦”政策，已经变得不可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辅助资本更有效、更和平地“走出去”，而这也是多年来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内部经济增长减速，也是资本“走出去”的重要因素。这也曾是西方资本“走出去”的最重要因素，即资本从国内市场扩展到国际市场。资本的国际扩张，是西方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因素。但西方资本的扩张，是政府以暴力军事征服的方式，对外倾销资本和商品，而使被殖民国家永远处于不发展状态。中国的资本要“走出去”，必须避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法，中国必须寻求自己“走出去”的方式。对中国来说，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资本的“走出去”，来推动资本接受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走出去”并不是资本的一厢情愿，而是资本接受国的客观需要。以“一带一路”为例，沿岸沿线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贫穷的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这些国家亟须发展，摆脱贫穷状态。在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帮助它们发展。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的国家，并且中国在很多方面产能过剩，也拥有了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能力。无论是过剩的资本还是产能，或者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走出去”是一个和资本接受国互惠的过程，是一个共同发展的过程。
这就涉及中国“走出去”的方式。中国要避免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路线，就必须寻求自己发展国际经济的道路，那就是包容和共同发展。尽管中国也有开拓市场和购买原材料的需要，但中国已经避免了老殖民地的方式。中国“走过去”不仅仅局限于贸易，而且通过资本“走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而这些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中国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在没有“殖民统治”的条件下，如何保障自己海外资本的利益。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