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韩非所崇尚的法治，即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专制服务，其核心就是通过立法令、行法令，达到“尊公废私”，而所谓“公”，实际上就是帝王。法律为君主所设，其基本原则当然要体现君主利益而废止臣民的私利，实现“利出一孔”的一元化的国家体制。因此，法律对于官员来说就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臣民的一举一动必须绝对符合法律的要求。当然，韩非还认识到，真正的法律不只是最大可能地限制人民，让他们不敢说，不敢做，而且应该“禁其心”，从内心惧怕法律，不敢违法。
——马娟《浅析韩非子的“法”》
材料二：在中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中，梁启超以热情地宣传和鼓吹西方的法治主义而名噪一时。他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法治思想，以“宪法为依据，国会为基础，司法独立为根本”构筑成其理想中的“法治大厦”。梁启超指出，要实行法治，首先必须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以为法治前提，否则法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梁启超认为，民权是立宪的基础，立宪又可以保障民权。唯有兴民权，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梁启超不仅是司法独立思想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司法独立原则的积极实践者。他认为，司法独立是立宪国的第一条件。因此，他不仅对内进行改良，改革封建司法体制，严格培养法律人才，普及法制观念，争取司法独立于立法、行政之外，而且对外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各国领事在我国领土内的裁判权，争取我国在国际上的司法独立。总而言之，司法独立是梁启超进行司法改革所关注的重点和焦点。
——据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