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食
宋以柱
地瓜面煎饼我们叫它黑煎饼，玉米面煎饼我们叫它黄煎饼。
我和张里是吃黑煎饼长大的。
黑煎饼烧胃，胀肚子，大便黑，解大便困难。黄煎饼就不同，它有让人眩晕的黄色和香味儿，而且大便顺畅呈黄色。张里他爷经常吃黄煎饼。用张里他娘的话说，你爷干活儿最累，所以吃黄煎饼。张里和他6个姐姐，都吃黑煎饼。我永远记得张里他爷举着黄煎饼的样子，黄煎饼在张里他爷的黑手里攥着，攥得我的心生生地疼。我只能干咽唾液。那天，我咽下两个黑煎饼，去叫张里上学。张里从他家的粪篓里掏出一个黄煎饼，掖在怀里，拉着我飞跑进村南的小树林。张里对我说：“我偷的，咱俩分着吃了，千万别说，说了俺爷能敲死我。张开手接着，别掉了。”我大张着两只小手，张里小心翼翼地撕开，把大一点儿的一块递给我。我双手捧着大半个煎饼，兴奋得发晕。吃下第一口，我浑身战栗。尽管那半张煎饼上还粘着几点黑黑的猪粪。
那是我和张里童年的事。说着说着就长大了。
张里是属于绝顶聪明的那种，用村里人的话说，家里最小的一个，是他爷他娘积攒力量要来的，所以最聪明。事实证明，这话有点儿道理，我们初中3年，张里一边玩儿一边学，没费什么力气就读了中专，上的是省城的银行学校。你想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能到省城读中专的有几个？而且学的是数钱的专业，参加工作后天天对着钱。村里的老少爷们想到这一层，眼球里都像铺了一层青苔，绿莹莹的。我笨一些，只能复读了一年，然后上了高中，等到我费尽力气考上专科师范，到乡镇初中教书时，张里已经是我们那个市的银行里管着往外发钱的科长了。张里给我打电话，说黄煎饼天天吃，但是很小，四四方方的，小巧玲珑的，什么时候你来，我请你。我就笑，然后心就不听话地乱跳。
据说局长们、县长们都盯着张里的钱，苦于没门路。但我对于我和张里的关系，闭口不谈，熟悉的人问起来，我只是说已跟他无往来，他们都信。因为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尽管他们都说我有沉鱼落雁之貌。就是让那个色眯眯的校长扣了奖金，压迫着教两个年级12个班的课，我也没有找张里帮忙。
在我结婚那年，我见到了张里，是在张里组织的初中同学会上。在这之前，我几次梦到过他，他的高大魁梧和他的递给我黄煎饼的修长手指。那一次，是在市里最好的一家酒店，我去的时候，张里正在和一个小姑娘说笑。她不是我们的初中同学，但比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要漂亮得多，包括我。我注意到张里修长的手指，正夸张地搭在小姑娘的肩上。张里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绿了一下，过来就抱住了我。当我在他怀里战栗时，我听到张里说了一句话：“有男朋友吗？如果没有，就跟了我吧。”我迅速逃出他的怀抱，虽然我曾经渴望过。我笑着说：“张里，你太白了，我不喜欢白皮肤的男人。”然后我对着他哈哈大笑。其实，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那样笑的。
酒宴的始终，我一直听到张里高亢的声音。他的声音过于夸张，修长的五指张牙舞爪。他对我们的男同学们说：“放心玩乐，有你想不到的快乐。”那一刻，我正举着一块黄煎饼，就是张里说的那种，四四方方，小巧玲珑，有着让人眩晕的黄色。听到这话，我差一点儿吐了，好像十几年前那块煎饼上的猪粪才开始散发臭味。当看到张里歪歪扭扭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彻底改变了主意。那次聚会回来，仅半年时间，我就和一个同事结婚了。
我是经常回老家的。回去就有人说我，还有张里。说张里的时候，全村的人就一个表情﹣﹣馋，就像当年我在张里家里眼馋他爷的黄煎饼一样。我就强装笑脸，历数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的一大摞证书。张里他爷已经不在了，那个全村第一个吃黄煎饼也是吃黄煎饼最多的人，在张里飞黄腾达的时候溘然而逝。在村里我也见过一次张里，他因臃肿而不再魁梧，修长的五指变得粗而白，那时他已经是副行长了。看到他艰难地把自己塞进小车时，我的心不再有以前的疼痛。这真的很奇怪。村里的老人们说：“你看张里多出息，又白又胖。”我就说：“是啊是啊，多少年才出一个张里啊。”
后来再回去，就没人跟我说张里了。“张里给逮住了。”这是张里他娘跟我说的。我经常去看她。那个慈眉善目、养育了6个女儿1个儿子的老人，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妮子，你替我去看看张里吧，我走不动了。”她坐在夕阳里自言自语：“张里那么听话，他怎么会拿公家的钱呢？他媳妇儿来闹腾我，说张里还养着二奶，我都听不懂。他是不是让城里的女人给祸害了？妮子，张里到底咋了？”
隔着一张厚玻璃，我见到了张里。我带去一摞黄煎饼，是张里他娘给的。她说，张里都当上官了，还是喜欢吃她摊的黄煎饼。张里看到黄煎饼，竟然笑了一下，是黄煎饼再一次让我的心疼起来。张里对我说：“我还配吃黄煎饼吗？”他脸上的肉太厚了，其实根本看不出他在笑。
走出那扇大铁门，我才想起给他买的那盒烟﹣﹣中华牌的。那次聚会后，我知道他喜欢抽这种烟，但我不知道它贵得这么离谱。
我回去时，张里还没回监号，我看到他正把一块黄煎饼往嘴里摁。
那一刻，张里像极了一个偷食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