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小戏的崛起都是意味深长的事件，而这一现象无疑使得戏剧的价值体系更趋于民化。小戏的崛起是在两股相反相成的艺术力量的交汇中呈现出来的。由于社会的集约化程度提高，地区之间日趋开放，交流与沟通也日渐增加，此前在一个相对狭小、相对封闭的区域内流传的地方小戏，有更多机会吸收与汲取大戏的优长特点，甚至直接进入都市，并且大量吸收借鉴了成熟剧种的表演手法与剧目，使之逐渐走向成熟。
——傅瑾《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发展论纲》
材料二：小戏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强劲势头的艺术平民化趋势，但是从延安时代开始它获得了诸多理论支持，因而更像是一场自觉的变革。1951年中央政府以政务院名义颁发的“五·五指示”明确指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 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1949年成立的新政府总是在种种场合突出强调其“劳动人民”的立场，正是由于各地的小戏被视为与“劳动人民”的情感关系更为紧密，因而较少受到“封建社会统治者”和“反动文人”的毒害，所以应该得到更多重视的艺术样式，兼之有延安时代对秧歌、眉户等小戏成功改造的经验，它们获得了与大戏几乎平起平坐的艺术地位。
——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