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虽然达尔文强调种群内部的竞争，但十九世纪末，严复却鼓吹“（种）群与群争”，而不是个体竞争，结果进化论在中国变成了“群学”。革命党人认为进化包括革命，是宣传“排满”革命的良药。梁启超则强调应该谨慎对待，只有“斟酌通变”才能“日趋于善”。进入民国，学者批评中国社会滥用竞争、无序竞争：“政治界也，不竞于营私，即竞于揽权；工商界也，不竞于垄断，即竞于倾轧”。西方文明是自私自利的竞争，“徒为罪恶之渊薮”，以致演变成悲剧。蔡元培认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兼有竞存与互助两条公例”，后人误解了他的学说，遂多倡竞争而忘了互助。杜亚泉提出，人类进化的目的是实现幸福与自由，以往的进化论“专重进化之形式，而蔑视进化之目的……致使人类堕落于禽兽之域”。他提出社会协力主义：一方面不废弃自己的国家，同时也不排斥他人的国家。
──根据洪九来《宽容与理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