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教士成为明清之际西方文化输入的首要担当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明末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或称“知识传教”)策略所奠定的。以传教士为媒介的西学东渐，其具体的传播渠道主要包括口头传授、译撰中文书籍、携入或自制西洋科学仪器等。当时的译著共成书400余种， 其中科学类占130余种。当时对欧洲科学著作的翻译盛行一时，大部分的西方科学知识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
——摘编自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
材料二 康熙之后(十八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的联系竟为中断。雍正元年(1723年)明昭禁教，实际宣布对西方文化绝交。此后的一个世纪，是西方世界变化最大、进步极速的时代，一系列重大事件尽皆出现于此百年之间。而我们全无所知，毫无所感。此间，以英国为首的对华贸易固然仍在继续，但英人所重视的是商业利益，一心想的是通过运销鸦片而多赚取中国的白银，绝不注意文化上的沟通。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
材料三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新阶段。从西学的输入而言，“政治国家与夫哲理之书满街皆是”“日日而言政治学，人人而言政治学”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据统计，1901—1904 年各书社翻译的西方政治学说专著共66种，1901—1909 年各期刊杂志发表译述文章共127篇。地域从欧美到日本，各种具体法规、法制、各国政治制度的专门著作更是不胜枚举。
——摘编自杨荣《论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