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非常重视以史为鉴及其古为今用之功。诸种正史、大量野史等著作的形成也大都有此动机。所以当君臣就一些事议而不决或难决之时，或帝王的决策不合臣意或不合时务时，饱读经史的大臣往往会想到并引用历史之事、前朝处理同类事务的惯例以作参考或直接仿效。三皇五帝、文王周公、前代明君之事，往往是大臣们提出建议规劝帝王的凭借。在不违律令，不违儒家伦理的前提下，对前朝惯例的借鉴或采用就有着道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前朝成功的惯例，尤其是前朝明君的言行方式，对同类问题的处理，具有正面的引导意义。借鉴历史的力量以及前代帝王尤其是有作为的帝王对同类事务的处理办法，来表达观点、制约帝王或影响朝廷决策，有时极为有效。如唐贞观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以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时褚遂良即上书规劝，要太宗“远览殷、周，近遵汉、魏”之举，后“太宗从之”（《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明武宗死后，因其无子，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武宗之叔父兴献王的儿子继位为明世宗。随后世宗即面临一个如何尊称孝宗、武宗及生身父母的“大仪”问题。大臣们各引其据，有引“汉哀帝、宋英宗二案为据”、有引“文帝则以弟继，宣帝则以兄孙继”之事以提出建议。明代舒芬曾上疏武宗皇帝，反对“畋游无度”，其立论之一即“自古万乘之重”和“古帝王所以巡狩”应该如何之类。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的。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所以大臣也会以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
当然，也有不在意舆论者。唐永徽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时韩瑗上书，高宗不仅没有采纳此建议，而且更无惧“四海之士”的惕然。韩瑗后为褚遂良辩护，又引“微子去之而殷国以亡，张华不死而纲纪不乱”之事，不仅未果，反而被左迁振州刺史。
虽然儒家反对怪力乱神，但由于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在其政治文化中仍然有着对神灵、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并把这种敬畏精神融入政治伦理之中。由于一方面有着“天何言哉”的自然定位，另一方面又认为王道之政都是“以君随天”的道德假设，所以自然界的异象，诸如地震山崩、河水断流、慧星见于东方之类，更容易被大臣、文人、术士等加以伦理的附会，引申出自然对世事的态度，以警示帝王。
(摘编自王建光《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