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韩愈曾针时佛教的兴盛上表宪宗（即805-820）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柞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殊咎，宜加臣身”。
——韩愈《论佛骨表》（818年）
材料二：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序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从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渐进地进行毁般佛，在会昌五年（845年）达到高潮，于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后终止。世称“会昌法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