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笛是羌族所造、产于边塞、流传至今的乐器，它以哀怨的笛声引起无数征等的共鸣，历经千年而传唱不衰。因此羌笛经常作为哀怨的意象大量地出现在诗诗中的羌笛亦有其时代特征。
羌笛，最初出现在边塞诗中，用来表达征人思乡的边愁如南北朝时庾信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张正见《陇头水》“陇头人逐貳师。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断肠”“悲”这些早期诗作中的字眼似笛悲凉的基调，而实际上怨悲愁确是诗中羌笛千年未变的主题。用羌笛入诗人中，只有庾信有边地生活的经历，其他文人只是用羌笛的意象来烘托或营造以满足创作边塞诗的艺术需求。
南北朝以后历隋经初唐直至盛唐，羌笛一直是边塞诗中的常客，尤其是在高峰的盛，羌笛更为文人所喜用。文人们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如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昌龄的“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这是一个崇尚军功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边塞诗不同于南北朝时单纯的文学创作，很多诗人都有出使和戍边的经历，如高适、王昌龄等，这也使他们笔下的羌笛更加可信可亲可感。中唐以羌笛入诗的诗作不多，其中有些已经开始脱离边塞的背景，如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中的“荡桨巴童歌行枝，连樯估客吹羌笛”，鲍溶《暮春戏赠樊宗宪》中的“羌笛胡琴春调长，美人何处乐年芳”。至晚唐仅有贯休的《古塞上》、李成用的《关山月》等少数几首与边塞有关，其他诗作多用羌笛来表达哀怨伤别之情。值得注意的是，徐夤第一次在专咏梅花的七律中用了羌笛，“结实和羹知有日，肯随羌笛落天涯”。之前《梅花落》只是羌笛的一首曲子，诗人并未真正看到落梅，而这首诗中羌笛却成了梅花的附庸，诗人由梅花想到了花落，进而想到了羌笛，此诗首开后世咏梅诗中用羌笛之先河，影响巨大而深远。
宋代诗中的羌笛与边塞渐行渐远，虽有少数几首涉及边塞，但与时代大势相比，简直是九牛之一毛。宋诗中的羌笛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只表愁怨之意，如张耒的“不道孤吟不能寐，一声羌笛怨谁舟”；一种是用在咏梅诗中，如梅尧臣的“不道东风远，应悲上苑深。南枝已零落，羌笛寄余音”。咏梅诗是咏物诗之大宗，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以及追求清新雅致的时代风气给咏梅诗的盛行提供了温床，羌笛在咏梅诗中被大量使用，它的使用范围虽已不仅仅局限于咏落梅，如张侃的“不作等闲桃李色，一声羌笛怨惊尘。偶思今岁开花晚，要醉风前烂漫春”，但这毕竟是少数，羌笛与落梅花的由来相系早已注定了它的命运。宋代咏梅词也大量使用羌笛，但词的基调多悲怨愁绝，这不仅源于羌笛哀怨之传统，也与词这种艺术形式有关。
元、明、清三代羌笛又在吟咏边塞的诗中出现。元时宋代羌笛在诗中的两种主要用法仍有延续，而用于边塞诗的羌笛似有复兴之意，如周巽《关山月》。至明代，羌笛用于边塞可以与用于咏梅分庭抗礼了，一些典型的吟咏边塞的题目出现于明清诗歌中，如刘基《关山月》，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严氏之论的影响外，可能应该更多归功于雄踞明代文坛百年之久的前后七子所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清代亦有用羌笛入诗者，或与边塞有关，或为送别之作，此不赘述。
（摘编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