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最重大的变化，这可能是带有自己“语言”的复兴。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西方世界还是把中国崛起纳入到西方整个话语里在言说。我们在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之后，经历了很多的努力，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结伴不结盟”“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实际上也是希望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体系。 现在很难说这样一个新的体系能够完全被接受，但至少，这样一套语言是以文化自信应对西方已有的体系。
事实上，虽然文明复兴的物质力量不断显现，关于文明复兴的话语重建，却非常困难。为什么?首先，是我们现在还处于崛起的前夜，即还没有完全完成赶超的目标。我们有点自信，但自信并不太多。这种自信不多，在国内的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对中国崛起没有一点自信，何谈文明复兴?其次，这个问题和我们整个废除科举有关。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废科举、建新学当然有它的必要；但同样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废除科举，不仅仅是废除了科举的考试制度，而且是整个废除了支撑科举制度的经典——五经。在某种意义上，五经承载了过去我们民族的价值核心。废科举带来的废五经，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等观念逐渐衰微。从此以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中国自身的经验都成为西方知识分类体系的研究对象及西方理论的分析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丧失了评价自己经验的主动性。
我的建议是我们要从制度研究去落实中国话语的重建。要研究这些制度，意味着我们研究的重点应从政体转向治体，如果我们摆脱用政体来理解我们的经验，转而以治理休系作为理解我们自身发展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郡县制贯穿百代；科举制实施1300多年且目前又有恢复的样子；监察制、巡视制也实施了2000 多年，且巡视制在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当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们要看到，制度，上和观念有关；下，则是和整个中国版图内的社会生活实际有关。故而，以制度的沿革为中心，上，要考察和制度相关的观念变化；下，要考察与制度相关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
中央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看来，这个提法表明，延续了20多年的、 围绕着政体展开的无谓而有害的争论被转移到有效的关于治体的研究上，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摘编自曹锦清《以制度研究推进中国话语体系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