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非虚构文学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非虚构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也即“真实”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
就文学而言，“真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中，“真实”只是最低级的文学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但是，必须注意到，韦勒克所反对的“现实”和“真实”是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的，是指物理意义的现实和真实。“那儿有一朵玫瑰花”，这是物理真实，但这还不是文学。文学要求比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那儿是哪儿?庭院、原野、书桌?谁种的，或谁送的?那玫瑰花的颜色、形态、味道是什么样子?”这才进入文学的层面，因为关于这些会是千差万别的叙述。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头和空间，这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
非虚构文本并不排斥叙事性，相反，这也是它的必由之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形式”。非虚构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及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只有在你声称自己是进行非虚构写作时，你才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假借“真实”之名，你赢得了读者的基本信任，并因此拥有了阐释权和话语权。它使你和你的作品获得了某种道德优势，更具介入性，影响力和批判性。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人物故事，当以虚构文学面目出现的时候，读者可能会读出趣味、人性和某种幽深的意蕴；但当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一趣味和人性叙述就更具现实感和迫近感，它打开一个内部场景，让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从“品味把玩”变为“息息相关”。
非虚构文学，作为近几年才在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概念，总是容易被和虚构文学对立起来谈。作家一方面被吸引，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引起的关注要大于虚构性文学，并且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朴素且深远的品质；另一方面又有所疑惑，认为它与文学的本质，即虚构性——不相符合。但我认为，通往文学的道路有多条，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挑战既有的文学概念，从而使我们对文学本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和辨析。
(摘编自梁鸿《非虚构的真实》）
材料二：
从概念的严谨性来看，“非虚构写作”无疑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似乎涵盖了虚构之外的所有文体。但倘若就目前已发表的一些作品来看，它又呈现出某些独特的文体特征、譬如，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颇不相同，不追求事件记叙的完整性，不强调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崇尚主题意旨的宏大性，而是以非常明确的主观介入性的姿态，直接展示创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散文，不仅拥有较长的篇幅，而且在突出其现场纪实性的过程中，多以理性的思考和辨析为主，少有感性的抒情和诗性的怀想。
抛开概念的学理性纠缠，依据我的阅读感受和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最大魅力，在于当代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主动的，是微观化的，是现场直击式的。譬如李辉的《封面中国》，就是以《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作为聚焦，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在一系列微观化的细节呈现中，传达作家对这些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有效思考。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则以故乡梁庄作为考察坐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梁庄的社会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也跟踪了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并从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反思。
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非虚构”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现场式的介入性写作姿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当代作家习惯蛰居书斋的想象性写作，激发了作家观察社会的兴趣，使作家能够带着明确的主观意愿或问题意识，深入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获取第一手资料，也获得最为原始的感知体验。同时，它还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意愿，以及对某种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
现在，有不少作家仅仅通过媒介资讯了解社会，只是凭借既往的经验惯性来处理现实，由此导致很多作品因为“不接地气”而问题频仍。读这些作品，我们常常觉得很“隔”，用本雅明的话说是“经验的贫乏”。而“非虚构写作”的兴起，表明了作家们置身生活现场，开始积极地介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既展示自己的精神姿态和思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独特的思考。
当然，这种以独特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作为主要审美目标的写作，艺术性上有时会偏弱些。那些现实调查类作品尤其明显。毕竟，它们突出的是“实录”之后的分析和思考，彰显的是创作主体的特定感受和理性思索。但是，如果当代作家都能够抽出一些时间，亲身介入社会历史之中，进行一些必要的“非虚构写作”，我以为，这会为他们的虚构性写作提供巨大的帮助。
(摘编自洪治纲《人民日报：“非虚构写作”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