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17世纪，英格兰瘟疫频发。据统计，在1570～1670年的这100年中，仅伦敦及其郊区因瘟疫而死亡的人数就达到225000人……英国城市吸引了更多的人口，不少农村人走出乡村移民到城市进行工商业活动，导致城市人口拥挤。而当时的城市并没有现代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和系统的管理措施，所以城市比农村更加容易发生瘟疫，瘟疫的影响也更大。当时英格兰国际贸易迅猛发展……携带商品驶入港口的货船是瘟疫传播的载体，成为当时英格兰高度焦虑与关注的对象……英国政府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传染病人隔离体系，目标对准那些携带疾病入境的商业旅行者和商船。如果隔离只是应急手段，那海关监管便是预防有潜在威胁的外来商品与人员的有效措施。有助于救治及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外来商品可被接受，但必须运输到英格兰外港接受海关检测并收缴关税，否则必定引发一场经济瘟疫。
﹣﹣摘编自陶久胜《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外来商品焦虑：＜狐狸＞的经济病理学》等
材料二：1910年10月，起源于东北的鼠疫很快延及直隶、热河、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到1911年3月，仅“东三省疫毙人数”“约计报知及隐匿者已达五六万口之谱”。清政府从京师到各地方，分设临时防疫事务局，令民间捕鼠，以预防鼠疫，并出台《预防传染病章程》《防疫章程》等公共卫生法规。政府还在防疫过程中显示出异常开放的姿态，特聘留学归国人员及外国医生参加防疫，如在武汉刘家庙设立检疫公所，查验由京汉铁路到南方来的旅客，所有检疫医生除以陆军军医派充外，又聘请法国医士梅尼、留英毕业医学博士王进歧。因此，民众对瘟疫的恐惧心理和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心理逐步淡化，从迷信走向理性。
﹣﹣摘编自胡勇《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