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善待野生动物的理念和实践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到了宋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和探索，这较好地体现在诗和词这两种当时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之中。在宋代诗词中，一方面有围绕人类善待野生动物的方式方法进行的细致描写，另一方面还贯穿着一些具有强烈人文意识的独到理念。宋代诗词细致描写了对待野生动物的各种场景和操作环节。其中以和善仁爱的方式对待野生动物的活动也有不少记载，由于场合和条件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
一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以善心慈念对待野生动物。王安石的《放鱼》说：“捉鱼浅水中，投置最深处。当暑脱煎熬，翛然泳而去。岂无良庖者，可使供七箸。物我皆畏苦，舍之宁啖茹。”这是荆公所记自己救鱼食素的一次生活经历。苏东坡《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说：“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这都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能碰到的事，举手之劳可以为动物放一条生路。虽然东坡的说法有一定宗教背景，但对普通人也有启示意义。
二是尽量人道地对待捕获的野生动物。人类在和野生动物的“交往”中肯定会捉取大量野生动物。除大部分被杀掉之外，人类还有较为“友善”地对待它们的方式方法。宋代有大量的放生活动，这在诗词中有许多描写。欧阳修《驯鹿》讲到自己想放掉一只被网捉住的鹿，“南山蔼蔼动春阳，吾欲纵尔山之傍”“饮泉啮草当远去，山后山前射生户”，他不仅希望这头驯鹿回到适宜自己生存的山野之中，而且规劝它避开猎户。不过，当时诗人们关于放生产生了意见分歧。杨备《长命洲》写道：“狐狸口腹应潜饱，就死多于日放生。”放生的动物大多被狐狸吃掉了。马之纯《长命洲》写道：“不杀自然能不放，却将实祸博虚声”他认为放生实际上是一种导致动物灾祸的方式，但放生者却得到了好的名声。这里杨、马二位是从保护野生动物的角度反对放生这种形式。还有一种方式是把捕获的野生动物饲养起来。赵有诗写道：“马寻旧路如归去，龟放长淮不再来。”
三是在渔猎活动中尽量给野生动物留一条生路。渔猎是人类的一种十分残酷的实践活动，在传统社会中它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这种活动中更有保留“一念之善”的必要性。范仲淹写有《观猎》一诗，讲到对野生动物的残杀，但同时也强调“惟开三面者，盛德播弦匏”。他借助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强调要给野生动物留下一线生机，实际上是在保留动物的族类。苏辙《和子瞻司竹监烧苇园因猎园下》讲道：“吾兄善射久无敌，是日敛手称不能。凭鞍纵马聊自适，酒后醉语谁能应？”苏轼在这种烧猎中不愿射野兽，应该和他对这种猎杀野兽的方式不满有关。秦观《和裴仲谟放兔行》郑伯英《放龟》写了诗人从猎人、渔夫手中买下兔、龟放入山林、水泽的事。从先秦时代起，我国就有渔猎而不斩尽杀绝的传统，在宋代这一传统仍有较多表现。
可以说，宋代诗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类和野生动物关系的真实状态。从思想资源来看，这些善待动物的理念主要来自儒家的仁爱思想和佛教的慈悲观念，在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可以从宋人的思想和实践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摘编自刘东超《宋代诗词中善待野生动物的理念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