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不拘身份的教育，是指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对人们应该接受教育、能够接受教育总体上持肯定意见，并不认为人们能否接受教育应当视人的身份、地位、族群而定。
《易·涣》有“涣其群”，“涣”为水流，“群”为群众，意为“以水冲洗群众之污垢，喻清除群众德行之邪恶”(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卷四)。可见《周易》认为群众是应当也可以受教育的，当然，这儿的教育应理解为教化，即“化民成俗”的意思。之后，周公在论述治国理民的举措时，提出“明德慎罚”“作新民”的主张，开了中国历史上“德教”思想的先河，沿袭了《易》的精神。施行“德教”的一个重要前提性认识，就是承认人的可教，哪怕他是普通的人。
从真正教育的意义上肯定人都应当有受教育机会的是孔子。他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仅使教育突破了族类限制，也突破了身份限制，其所办私人学校并无出身限制。孔子的思想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之后儒家的代表孟子、荀子，还是道家、墨家，都借助讨论人性本质问题，表达了他们对人性平等的主张，这是一种人的原始平等观念。孟子的性善论与“人皆可以为尧舜”说，荀子的性恶论与“涂之人可以为禹”说，墨子的“素丝论”与“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说，道家的“素朴论”与“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知乎君子小人哉”说，都肯定了人性的平等和教育的不拘身份高下，只不过是在对教育内涵的理解方面存在差异。显然，在不拘身份的教育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家的思想认识取得了巨大进步，反映了时代与社会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即对世袭制度的冲击和对贤人政治的呼吁，成为我们民族在人的教育权利方面的重要思想遗产。
从秦汉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起，教育方面的原始平等精神被打破，其表现即是从汉代起并延续到唐代，从董仲舒到韩愈，教育家普遍都以性三品学说来作为论述教育作用问题的依据。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等级性与对人性认识的差别性，影响了教育对人的作用的认识和评估。然而，思想认识的调整也在进行之中，其重要表现即是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相较察举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科举制度的一大变革，也是其重要精神追求，就是相对不拘身份。而更加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宋代，经过张载程颐、程颢、朱熹等学者的思考与探索，儒学形成了新的思想形态和体系。提出了人生具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之性”而复归“天地之性”，达于人性之善，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向学意愿、态度和为学有方，而不是取决于人的生性。至此，汉唐人性学说中的等级性被摒弃，在一个更高水平上恢复了先秦教育思想中的平等精神。宋以后，中国教育的重要变化是教育重心的进一步下移，向社会基层推进，不拘身份的特点更加得以体现。
(摘编自杜成宪《中华民族有哪些教育传统可以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