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博物”这一学科在大航海时代就已经开始发展，虽然大航海的目的是发现殖民地而非科学探索，但每发现一块新的殖民地便要记载此地的粮食植物，生活方式，能播种什么作物，甚至于不同的矿物质分布，最早的博物学就这样发展起来。“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东西，气候条件如何”便是博物学最早的研究范畴。在早期，博物学便是除了数域外其他科学的统称。今天，博物学则是指包括当今意义上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生态学、自然文学、动物行为学、保护生物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的一门科学。它是一门与大自然相关的学科，这也是博物学的核心。它关注的是如何有利于改进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利于人的生存，如何让普通人日常生活更好，让生态系统更可持续。
②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博物文献，还是西方早期的博物研究，都涉及人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这里仅列举两位与自然对话的隐者作为典型，一位是中国的陶渊明，一位是美国的梭罗。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田园诗描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还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审美画面。但他描写的菊花是什么品种，他看到的“飞鸟”又是什么鸟，没有人去追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思维逻辑和审美情趣在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境界是由多种物象自然关联而呈现出来的瞬间，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而且“会心处不必在远”。
③梭罗的故事和思想早在民国时期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40年的《改进》杂志连载了白石翻译的美国学者德莱塞的文章《梭罗的思想》，还附有《梭罗略传》，次年出版了《梭罗》一书。文章评价“他不欢迎专门化或专门的学识，因为他认为这些并不跟人与自然现象的相对关系相符合”。他认为“人是大地的产儿”，“是宇宙的一分子”。
④两位隐者相隔1500多年，我们今天透过陶渊明的影子去看梭罗，会觉得似曾相识，梭罗就是美国版的陶渊明。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位崇尚自然的隐者不期而遇。陶渊明的田园诗文和梭罗的散文《瓦尔登湖》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然而不止于此，两位哲人各有其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却殊途同归，特别耐人寻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观念表达了人对非自然生存状态的自觉反省和自我矫正，在今天依然是我们与先贤对话、与自然对话的中介，也是博物人生的生动教材。
⑤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博物文化，虽然没有建立起博物学这个学科。借鉴民国时期学者的视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博物文化与西方博物学科对接的过程。例如，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指出：“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他将中学与西学对比，又说学问本无中西，本无新旧。那么，《诗经》《尔雅》《离骚》都可以看作古代的博物文献。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与文学有共同的源头。1914年中国的《博物学杂志》创刊号发表薛凤昌《中华博物学源流篇》一文，追溯了“吾国博物学源流之大概”。1918年蔡元培为《植物学大词典》作序，也提到中国的植物文献“《尔雅》之释草木虫鱼鸟兽及本草是也”。而胡朴安1928年出版的《诗经学》一书有一篇专门谈“《诗经》之博物学”。
⑥在当时中西对话、古今对话的语境下，中国学者开始以西方的“科学”尺度，梳理中国的典籍文献，将中学与西学相提并论。其实中国古代的博物“多识”之学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与利用显微镜考察自然对象的博物科学，是没有渊源关系的。值得反思的是，由于西方博物学科的教材进入中小学，中国传统的综合的博物文化就此中断。我们今天提倡复兴博物学，应该进一步追溯中国本土的文化源流，与古人对话，与民国学者对话，但不必拘泥于西方的“科学”尺度。就当今的博物图书编写而言，与其用西方博物学去解读诗经、楚辞、唐诗等文本，不如呈现古代“多识”之学与咏物文学的内在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