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艳的群芳中，牡丹以美丽奇特的花形花色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自唐初武则天以来，为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审美趣昧，园艺工们往往以培植花形巨大、花色艳丽的奇特品种为能事，从而使牡丹品种迅速丰富，极大地满足了各阶层欣赏牡丹的需求，与此相应，唐代牡丹玩赏之风大盛。
这种风气首盛于宫廷，次及于大夫，再流及民间士庶之家。有此局面，主要在于这种追求巨丽之美的审美趣味，与最高统治者追求繁华盛世的理想暗合——统治者喜爱这种富丽花卉的象征意义，也乐于与文武大臣乃至士庶百姓共同欣赏盛放的牡丹，从而展现其与民同乐的姿态。到了中唐时期，牡丹玩赏不但是长安的一种全民性娱乐项目，且有流衍四方之趋势。北宋前期，由于社会安定和统治者的推崇，牡丹玩赏之风达到极盛：在宫中，有赏花钓鱼宴这种制度化的吟赏活动；在民间，则有洛阳万花会、彭州牡丹会等群众性玩赏活动。随着此风盛行，歌咏牡丹的文学作品也纷纷涌现。
从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到李商隐的“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再到欧阳修“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与牡丹相关的诗词中多有佳作，然而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唐宋牡丹诗词所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唐宋牡丹诗词从表现的主题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立足牡丹本身，以呈现牡丹之美艳、赞赏牡丹之高贵、描绘玩赏之盛况为主要内容，充溢着颂美主题。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同样是颂美，也有“国色朝酣酒，无香夜染衣”这种单纯的描摹赞美之句和“霭霭祥云辇路晴，传呼万岁杂春声。蔽亏玉位宫花密，映烛金沟御水清”一类借题发挥、歌功颂德之作的区别，后者多见于宋人牡丹诗词中。另一类则以牡丹为某种特定的思想、情感、心理、情绪的触媒，是作者在特定情境中创作的，因而主题思想比前一类丰富、深刻得多。
在这类承载更丰富意蕴的诗词中，有人对牡丹不屑一顾：“堪笑牡丹大如斗，不成一事又空枝。”有人批判“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种一掷千金争购名花的奢靡风气和“买归持博笑，贡自可怜人”所折射的社会现实。当然，观物以明情，和所有的咏物诗一样，以牡丹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也可以用来寄托失意之悲，抒写身世之感。“残红零落无人赏，雨打风摧花不全”是对人生路上“风雨”的怅惘。“异奇浓艳压群葩，何事栽培近海涯”是身遭谪贬的憾恨。“可怜国色天香种，竟落田夫野老家”是南渡士人的流落之恨。更有“旧日王侯园圃，今日荆榛狐兔”伤感之词：南宋士人已不可能亲身体验壮观的“洛阳花世界”，他们开始追忆盛唐、北宋的往昔繁华，痛惜中原沦丧，借牡丹抒写深重的亡国之痛。
综上，唐宋牡丹诗词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主题之嬗变，实与唐宋牡丹玩赏之风习相始终，与唐宋文人之生存境遇相生发，特别是与唐宋两朝盛衰兴亡的历史轨迹相表里。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今天人们所认同的牡丹及其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诸如国色天香、雍容华贵，象征国家富强、繁荣昌盛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数百年民族劫乱和文化变迁后才逐步形成的。
（摘编自路成文《咏物文学与时代精神之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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