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冯其庸的人生主线
柴剑虹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民族荣辱、国家兴亡密不可分的。冯其庸先生的幼年、青少年时期，正是外寇疯狂侵侮，内乱动荡不止的年代。他目睹河山破碎、国破家亡的惨象，从小立志，追求强国富民之梦。他以自己非凡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个人的成长，与家庭抚育、学校教育关系极大，与文化传承息息相关。他生长于贫穷的“稻香世家”，自小要种田、挑担、车水、养蚕，干各种农活，艰苦生活的磨练成为他“人生第一步的教育”。同时，作为文化传承重要因素的良好家教也为他创造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条件，上学、辍学、自学，像一颗良种在书的丰沃土壤里生根发芽成长，经过小学、私塾、中学、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和名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培育，又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实践，以及文艺界、学术界多位名师挚友的扶助、影响，终于成为根深干直、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一个人的成就，虽离不开环境的熏陶和师友扶助，但更取决于自身的奋发图强。他自小生长于逆境，道路曲折坎坷，历经风霜雨雪，磨炼出发愤自砺的品格。1964年10月他被派到陕西长安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为深入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居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有限的节假日时间，带领同事去实地考察周边的周秦汉唐文化遗址，并且撰写了一篇符合考古专业要求的调查报告，不仅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珍贵资料，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文化担当精神。特别是冯老自年逾花甲到古稀耄耋，居然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探求玄奘东归之道，又穿越罗布泊，进楼兰，过白龙堆，进入玉门关到敦煌，可谓艰苦跋涉，虽苦犹乐，创造了一个年迈学者深入西部边陲实地考察古代文化遗址的奇迹。
一个人的性格，也必然会影响其一生的作为。他是“悲天悯人”的性情中人，爱憎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每辨是非曲直，决不退让、苟同、盲从，而有时却不免也会因同情而轻信；既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豪情满怀，率性自律，独立乱流，不失方寸。这些看似矛盾，却是融汇统一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通达人生观。尤其在身处逆境之时，他顽强、达观的性情，往往可以化解艰难险阻，走上顺畅之通衢。他对《红楼梦》作者的家世考辨、版本研究，曹雪芹故居、墓石的考证，以及项羽不死于乌江的考订等，便是这方面很典型的事例。自传中述及他和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见解不同，尤其是1984年赴列宁格勒考察并洽谈影印苏藏《石头记》抄本之事，二人产生若干矛盾。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因他当年的主动推荐，周汝昌才得以参与此行。自传中没有提及此点，正说明了他的宽大胸怀。
在冯老心中，关心民生与重视文化传承密不可分。1999年，我所在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集“吐鲁番专号”出版经费欠缺，具体负责编辑该集的荣新江教授颇为焦急，我向担任学会顾问的冯老报告此事，他马上将自己刚得到的数万元稿费捐给学会，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据我所知，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有人假冒慈善组织要冯老捐字画。冯老出于对灾民的关切与赈灾热心，未加思索一次就应允捐出书画数十幅之多，为此他不顾疲倦连日写字作画，因累而病住了医院。
现在，拜读了冯老的这本口述自传，了解了这位文化艺术巨匠的风雨历程，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传承的艰苦卓绝，进一步认识文化自信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
（选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24日第4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冯先生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确定了走历史文献考证和地面遗存调查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一辈子也没有放弃这种坚持。因此在进入曹雪芹家世研究领域的时候，他十分重视文献史料的发现考证与遗存实物的发现调查相结合。（张庆善《红楼内外的冯其庸先生》）②冯其庸先生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2017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自传里引述了一首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这是他在抄家毁书的“文革”期间于190多个夜晚冒着生命危险抄成《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后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