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枣花开
十八岁那年，我在河西走廊一个叫石磨盘的地方支教。等来到石磨盘后，我才知道，世界上竟还有如此荒凉落后的地方，满眼都是黄沙戈壁盐碱地，村小除了几件破旧的房屋，几乎一无所有。
晚上，就只有我和老杜，住在这个偏远的学校里。那些天，我快要疯掉，一到傍晚，就像只困兽，在学校破败的院子里，烦躁地跑来跳去。那时候，老杜六十多岁，已经在学校里借住了几十年。
老杜蹲在屋檐下，抽烟，他光着脑袋，满头满脸都是伤疤，漠然看着我瞎折腾。有一天，他忽然向我扔过来一支烟。我停下脚，愕然问：“干啥？”“瞧你那熊样，抽支烟就不烦了。”“我才十八岁！”我焦躁地喊，“不能抽烟。”老杜重重咳了一声，响亮地吐了口痰，他说：“十八岁咋的？老子十八岁都当团长了。”见我不信，老杜又说：“这不算啥，在那个年代，十八岁当军长、师长的都有。”我这才知道，老杜是个老红军。
老杜的生活很单调，除了吃饭睡觉抽烟，就是去戈壁上垦荒。每天清晨，他扛起大锄、带着干粮出门，直到傍晚才回来。老杜在戈壁荒漠上，努力把一片片土地刨起来，又平整好，再播上沙枣树的种子。这活儿，老杜已经干了几十年，他的身后，是上千亩的沙枣林，都是他种的。这令我异常钦佩，说：“老杜真是个好同志啊！”老杜翻了翻眼睛说：“狗屁，老子在寻宝。”的确，老杜干活非常仔细，他每挖几下，都会俯下身，像只大鸵鸟，奋力把脑袋扎进土坑里，似乎在寻找什么。“寻啥宝？”我问。老杜叹了口气说：“大洋，一百九十块大洋。”
接下来，我知道了老杜的故事。
老杜曾经是西路军的一名团长，突围时部队被打散了，在石磨盘，他碰上了一个身负重伤的军需科长，军需科长临死前，把装有两百块大洋军费的包裹交给他，嘱咐他一定渡过黄河把它们带回延安。老杜知道，通向黄河的路口，早就被马家军堵死了，自己死不足惜，但军费，决不能落到马匪手里。于是，老杜写了张借条，拿出十块大洋作为路费，然后，把剩下的军费连同那张借条，裹在一件破羊皮袄里，深埋在一颗沙枣树下，并用刺刀在树上刻了记号。老杜转向西南，一路乞讨，绕道回到老家，住了几天，冲母亲磕了几个响头，又毅然往延安的方向奔去。
老杜走回延安，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按照规定，老杜必须接受审查。其他事情都好说，但关于军费的事，却死活也说不清了。审查者疑惑地盯着老杜，说：“只拿了十块大洋，这谁知道？谁信呢？我们可不可以认定，你把那些军费都挪用了？”一听这话，老杜火冒三丈，掀翻了桌子，吼：“给老子一个连，杀回石磨盘，把军费挖出来。”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军费，成了老杜的心病，也成了他的历史污点被记录在案，这对老杜的人生，影响非常大。解放后，在老杜的强烈要求下，他带着组织上的人，来到石磨盘村，以沙枣树为参照物，疯狂地挖了几个月，却一无所获。
组织上的人不耐烦了，撤了回去。但老杜坚决留了下来，他发誓，就是把石磨盘村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那些大洋。孤身一个人的老杜，跟石磨盘叫上了劲，跟戈壁荒漠叫上了劲，更确切地说，跟沙枣叫上了劲！他一边翻地，一边种沙枣树。
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知道老杜的故事后，只要没事，我就会陪着他一起去垦荒。这活异常枯燥，干了没多久，我就泄气了。我说：“算了，不就一百九十块大洋吗，别找啦。”老杜倏地红了脸，脑门上青筋乱跳，吼道：“不行！难道老子的清白就这样不值钱？清白，比命都重要！”
两年之后，我离开了石磨盘村。一晃，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常会想起老杜，他若活着，应该快百岁了吧？不知是否已经找到了那些大洋。
今年上半年，我到M县出差，参观当地的文史馆时，在一个展柜前停住了脚步。里面，是一件破羊皮袄和190块银元，还有一张陈旧的借条，上写：暂借大洋10块，作为路费，落款人是——杜大富。杜大富？那就是老杜啊！我急忙问讲解员：“这是从哪里找到的？”原来，这是两年前修公路，在石磨盘村挖到的。“这里也有石磨盘村？”“是呀，整个河西走廊，有十多个叫石磨盘的村子哩。”我猛地明白了：老杜，找错了地方！
我待不住了，急三火四地赶到A县石磨盘村。老杜早已去世多年，他种下的那上千亩沙枣树，已被命名为红军林。老杜的墓，就在林子里。在墓前，我默默拿出在文史馆里拍的照片，烧给老杜。我说：老爷子，这，是你的清白。
眼前的沙枣树林，金黄色的花，开得正旺，满世界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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