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清史稿·儒林传》凡四卷，前三卷入传学者共284人，第四卷依《明史》旧规，为袭封衍圣公之孔子后裔11人。前三卷为全传主体，以学术好尚而区分类聚，大致第一卷为理学，第二、三卷为经学、小学。入传学者上起清初孙奇逢、黄宗羲，下迄晚清王先谦、孙诒让，一代学人，已见大体。各传行文皆有所本，或史馆旧文，或碑志传状，亦称大致可信。因此，数十年来，几辈学人之治清代学术史，凡论及学者学行，《清史稿·儒林传》不失为一有价值之参考文献。
②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加以书成众手，完稿有期，故而其间的疏失、漏略、讹误又在所多有，从而严重影响了该传的信史价值。姑举数例，以见大概。
③卷一《陆世仪传》，称传主“少从刘宗周讲学”。据考，陆氏虽于所著《论学酬答》中表示，刘宗周为“今海内之可仰以为宗师者”，却并无追随其讲学的实际经历。惟其如此，乾隆年间全祖望为陆世仪立传，才说陆氏因未得师从刘氏而“终身以为恨”。又传末记陆世仪从祀文庙，时间亦不确。传称：“同治十一年，从祀文庙。”其实，江苏巡抚之疏请陆氏从祀，事在同治十三年四月，五月十六日饬下礼部议复，从祀获准，已是光绪元年二月十五日。
④又如同卷《颜元传》，称“明末，父戍辽东，殁于关外”。“戍”字不实。据考，颜元父至辽东，系明崇祯十一年为入关清军所挟，非为明廷戍边。一字之讹，足疑撰传者之立足点所在。
⑤再如同卷《唐鉴传》，记传主“咸丰二年，还乡”亦不确。此传源出曾国藩为传主所撰《墓志铭》，曾文记唐氏由江苏还乡，作咸丰三年。而传主嗣子尔藻撰《行述》，于唐氏还乡事记之甚详。云三年正月，“由苏至浙，意欲回楚”，因南昌道阻，遂“侨居武陵，暂为息足”。四年正月启程，又应友人邀，逗留江西白鹿洞书院，“冬月始抵长沙”。可见，唐鉴晚年返乡，当依《行述》作咸丰四年十一月。
⑥戴震为乾隆间大儒，影响一时学风甚巨。在《清史稿·儒林传》中，戴氏本传举足轻重，不可率尔操觚。然而此传则疏于考核，不惟于传主著述题名、卷数每多不确，而且于重要学行似是而非。传称“年二十八补诸生”，不确。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洪榜《戴先生行状》、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均作乾隆十六年补诸生，时年29岁，此其一。其二，传称“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亦不确。惠栋、戴震相识于乾隆二十二年，戴少惠27岁，确为忘年之交。而沈彤已于乾隆十七年故世，终身未曾与戴震谋面，“忘年友”云云，无从谈起。疑系张冠李戴，将沈大成误作沈彤。其三，紧接“忘年友”后，传文云“以避仇入都”。倘依此行文顺序，则先有与惠、沈订交，随后传主才避仇北上。其实大谬不然。戴震避仇入都，事在乾隆十九年，三年后南旋，始在扬州结识惠栋、沈大成。于此，戴震事后所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沈学子文集序》，言之最明，文繁恕不过录。
⑦他如于吕留良、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视而不见，拒不入传，则已非疏失可言，而是腐朽的历史观使然。
⑧有鉴于此，清理《清史稿·儒林传》之讹误，爬梳史料，结撰信史，已是今日学人须认真去做的一桩事情。
（节选自陈祖武《漫谈清代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