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的自由平等的眼光来看,儒家伦理最缺乏吸引力的就是所谓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学体制所进行的打破旧习的行动造成一种印象,即三纲的基本精神是控制,是权威试图对臣民、青年和妇女施加控制。基于这种印象,三纲被说成是三大绳索,儒家伦理则被诅咒为专制的、独裁的、家长控制的、老人统治的以及男性主宰的。
从历史上看,三纲的观念见于儒家文献是比较晚的,大约是在孟子首次提出“五伦”之德的四百年以后。在朝廷的赞助之下,汉代儒士为了把儒家伦理转变成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化的努力,他们促使三纲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三纲的观念最早是见于《韩非子》这部法家典籍中:“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显然,汉代的思想家像法家一样,所关心的主要是三纲的功能和作用,是把三纲当作象征性的统治机制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然而,认为这些基本关系的规范化有助于维持政治秩序的看法,与儒家的观念并不相容。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基本的对应关系,既是私人的,亦是公共的,是信用社群的基础,而三纲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僵化的社会等级对于人类的繁荣昌盛是有损害的。确实,三纲完全改变了孟子的意向,丢弃了互惠共生的精神。
儒家伦理的政治化从根本上重构五伦关系,使其成为象征性控制的“法家”机制,而不是实现孟子相互信赖的共同体之理念的人际基础。我用“法家”一词来描述三纲,用意是提示它们来自法家,也强调它们所具有的强制特性。然而,三纲作为政治化儒家的工具,远比它们的法家来源及特性还要求得更多。当《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他只是从行为的角度对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进行了描述性的陈述,但是政治化儒家的三纲理念所要求的却不仅是正确的行为,还有端正的态度,也就是教条式的信念。三纲的内在意蕴似乎明显地具有儒家的特性了。当然,“儒家”一词在这里已经具有新的涵义,不再是指孔子及其弟子的遗训和学说,孔子和他的弟子毫无政治权力,只是在精神上承袭并传播圣王之道。
(节选自《儒教》杜维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