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天，垃圾围城成为困扰全球大城市的难题，具体现象包括填埋场侵占土地、垃圾造成长期污染、垃圾焚烧厂被周边居民抵制等。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离不开垃圾分类。妥善分类，能有效减少源头垃圾总量，防止有害垃圾被不当处理，确保被焚烧处理的垃圾无公害。理想的垃圾处理方式，应是从源头就做好分类，但目前源头正确分类率太低，二次分拣倚重比例过高，导致垃圾分类效率低、费用高。今天的城市体量在不断扩大，但环境容量却极为有限，人人都能正确进行垃圾分类，是解决城市垃圾困境的关键之举，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从必要性看，强制垃圾分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北京早在1957年就率先提出垃圾分类理念，1996年，北京就推出了第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调查显示，北京居民对生活垃圾“四分类”知晓率达到了80%，但分类投放的自觉性和参与率仍然较低，对厨余垃圾的准确投放率仅有两成。知易行难，20年的宣传、引导并未形成垃圾分类全民参与的局面，缺乏“硬手段”，只靠“软约束”很难让人做到知行合一。毕竟，在选择如何完成一件日常事务时，大多数人倾向于“方便”而不是“高尚”，既然正向激励效果不明显，那么只能采取制度倒逼的手段。从日本、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来看，强制的处罚措施，也是确保垃圾分类高效完成的必须条件，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还真不能完全指望自觉。正面宣传引导的覆盖率很难保障，总有一些人对公益性质的事情无感，觉得这些为子孙计的事情跟自己无关。对这些人来说，适当的惩罚手段是确保他们正视垃圾分类的唯一选择。同时，用强制手段确保垃圾分类无死角，能有效防止少数不守规矩者肆意妄为，防止错误示范带来的“破窗效应”。
（摘编自袁媛《为了好习惯，强制又何妨》）
材料二：
下图为“阻碍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调查统计表
（摘编自《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
材料三：
古人言，“没有五音，难正六律”，从制度上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责任、义务、权力，目前对于垃圾分类收集这样一个规模大、时间长、参与广的活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历史上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背景相结合，因地制宜地提出符合我国现发展阶段的相关政策法规，使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同时，注重多种媒介形态的综合应用，并利用宣传典型辅助手段加强示范引导，强调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使公众更加明确垃圾的正确分类及现行的规章制度。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生产力大国，但消费和生产总是以分解作为循环的前提条件。在今天的语境下，如何分解我们的生产、消费之物，如何将放错位置的资源加以循环利用，或许与化解产能过剩这一问题同等重要。而垃圾分类工作作为解决该问题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不是一时一刻的权宜之计，而应作为“百年大计”来对待。在这一过程中，只有结合历史因素和管理难度所制定出的政策规范，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制度成本、政策成本和实施成本，将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有效地推进到底。同时，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完善相关的法规与制度，加强媒体宣传与教育普及，提高全民环保意识，为垃圾分类的有效实施保驾护航，摸索出成本可控、成果可见、具有我国特色的垃圾分类模式，让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真正落地生根。
（摘编自吴清扬《垃圾分类：提升生活品质，涵养城市颜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