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中国散文，其基本面貌与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文章大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借“文白之争”来理解这个世纪文章风格的嬗变，无疑是最直接也最简便的路径。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展了散文驰骋的天地。可“白话”的成功，不等于“美文”的胜利，这中间虽不无联系，却仍关山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发难，照理说得益最大的该是诗文；可革命的直接效果，却是“诗”的脱胎换骨，以及“文”的撤离中心。从梁启超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鲁迅以小说为学术课题，都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类等级。伴随着小说的迅速崛起，散丈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散文的退居边缘，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可以使得作家卸下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己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 0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臼。可以说，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并重新获得了无限生机。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冷落萧条的。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
首先，是从“小美”到“大品”。“五四”时期那些著名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周作人的《乌篷船》，以及冰心、徐志摩、钟敬文等人的散文，基本上都是正宗的“美文”或“小品”。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沿袭的也是“美文”的路子。但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种“以小为美”，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的格局逐渐被“大品”的散文取替。这里所谓的“大品”，指的是这一类散文不仅篇幅长，结构大，而且作者思考的都是各种关于生命、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大命题，且自始至终透出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自“五四”以来我国散文中的理性精神一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九十年代，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余秋雨等人的一些散文，却把这种理性精神的立足点上升到二十世纪现代人文的哲学高度。
其次，是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和文体的解放。一方面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述，而且这个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我”具有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而现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我”之外又有其他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祝勇的《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等作品，就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散文结构的开放性。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三段式”结构套路，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结构状态，如周晓枫的《黑童话》、赵玖的《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采用的都是以“情绪”“意象”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散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不断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
（摘编自陈剑晖《四十年散文：走向阔大和遥远》）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台湾当代散文既是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新文化现代散文的延伸。它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乡愁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母题。老一代作家如梁实秋、琦君、王鼎钧、余光中等人，缅怀故乡故土，营造精神家园，对台湾乡土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飘萍游牧的都市生活和异乡羁旅，催生了一批作家敏感心灵的寻根意识。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它也折射出台湾作家从怀乡思亲到终于重回故土，乡情得以慰藉的心灵历程。
此外，从自我感悟出发，通过对人生和自然的观察思索，表达深刻、隽永的情思，这种饱含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主体。不少散文名家的作品多是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察和卓越见地。而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林清玄。他在艺术追求上熔铸了更为丰厚的东方美学，正由于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灵与肉、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在其作品中得到清晰、有机的辩证统一。
杂文也是台湾当代散文中很活跃的类型。这种集议论、说理、思辨为一体的随笔、小品散文，非常令人瞩目。作家们承续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杂文的特色，针砭社会弊端，揭示人生百态，平和中带有辛辣，令人思味。
海峡两岸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光大包括散文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两岸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摘编自许剑铭<台湾当代散文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