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
茹志鹃
1946年的中秋，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被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团长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我们就得向老百姓去借。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地喊。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只好硬了头皮，讪讪地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我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走远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那位新媳妇也来了。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乡干部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那些妇女又羞又怕，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扇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青年人的脸。
（选自茹志鹃《百合花》，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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