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新中国初期，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公职人员，实行“包下来”政策。同时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政府明确失业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办法，稳定就业，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开始，新中国将劳动用工制度的管理纳入经济社会建设计划，到1955年最终形成了统包分配、能进不出的劳动管理制度，实现了“全民就业”。“大跃进”后，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城市就业带来沉重压力。于是1961年政府实行“精简职工、鼓励返乡”和“支工”“支农”的政策，但效果不明显，1968年，中央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了“亦工亦农”的独特就业模式。进入新时期，我国就业政策呈现多元化、市场化的鲜明特征。
——摘编自谢秀军、陈跃《新中国70年就业政策的变迁》等
材料二：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公开保证将承担起不让任何人挨饿的责任。1933年，罗斯福签署《联邦紧急救助法》，并建立联邦紧急救济署，负责直接供应救济物品和以工代赈。1935年又通过《社会保障法》，规定了对受保人及其家属提供适当的保健和医疗服务等内容，力图将临时救济与制度保障相结合。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颁布《经济机会法》，推出了许多提高贫民能力的培训项目，尤其是那些受到歧视的黑人。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实施大幅度的减税，以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同时，又大幅度减少政府的福利和救济开支。克林顿时代通过的《个人责任与就业机会调整法案》，大幅度减少用于直接资助贫困家庭的资金补助的比例，增加鼓励和帮助人们参加工作、自谋生路的资金比例。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扩大和完善，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
——摘编自冯英、聂文倩《外国的社会救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