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司法智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孕育的产物，对中国传统司法文明的演进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其人道性、正义性更是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法家是两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其司法智慧也对司法实践影响颇巨，而且在今日仍有重要借鉴价值，可为现代司法改革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制度资源。
“德主司法”是指以道德精神主导司法，它体现了儒家学派的司法智慧。儒家道德有着丰富的内容，但大略言之，以“仁道”为核心和主流。“仁道”，即仁爱之道，强调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特别是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这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理念也有相通之处。应该指出，儒家的仁道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此种影响亦及于传统司法制度，如录囚、直诉、赦宥、存留养亲、死刑覆奏、死刑监候等，无不体现了一定的仁道精神。虽然封建司法制度在整体上仍然偏于严酷，但上述制度的创设却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其严酷性，而显示了某种人道温情。
德主司法既然是让道德主宰司法，当然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或者说必须具备人道情怀，儒家经典提倡的“好生之德”就是例证，它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绝对不可嗜血成性，无视人的生命尊严，靠“刑杀”树威。在儒家看来，一切反仁道的司法活动都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另外，司法人员还应当具备敬（严肃认真）、慎（小心谨慎）之类的道德素质，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地对待司法活动．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责任司法意味着司法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出了错案必须承担责任。在法家思想中，责任司法的理论源于责任行政的理论，因为当时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分家。责任行政的理论要求行政执法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为此，秦朝制定了完善的监察制度，对行政执法进行严密的监察，对执法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根据当时的体制，司法权只是行政权的一部分，因此，对行政权的监察也包括了对司法权的监察，监察主体如果发现司法人员存在徇私枉法、司法不公问题，自然会对其加以惩戒。可以说，监察制度是当时司法责任制得以确立的前提。泰朝的司法责任制具有开创性，其法典《秦律》中规定的“不直”“纵囚”“失刑”等罪名就是例证。
责任司法也是一种“治吏”司法，法家提倡“明主治吏不治民”（实际意思是治吏重于治民），要求将整治官员作风纳入法治化轨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吏”是当时的底层官员，数量庞大，又与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其作风如何直接影响到官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也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法家才将治国的重点和政治的起点放在“治吏”上。
（摘编自崔永东《传统法律文化孕育的司法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