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现行的现代文学史，通常都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思想与文化意义上说，这个说得通，但是，仅仅局限在小说修辞的内部，这个判断其实是不准确的。的确，鲁迅拥有无与伦比的写实能力，但是，写实能力是一码事，是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则是另外的一码事。我们在谈论鲁迅的象征主义创作时，一般习惯于讨论《野草》和《狂人日记》。但是，我们先来看茅盾先生的《子夜》吧，《子夜》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上海。《子夜》写的是什么？上海。你要想了解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你就去读《子夜》，那是地道的上海“诗史”，甚至干脆就是历史。在当年的上海，吴荪甫和赵伯韬一抓一大把。你要说《子夜》写的是30年代的沈阳或陕北，我会抽死你。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一个基本点上，看它有没有隐喻性，或者说，延展性。通俗地说，现实主义是由此及此的，象征主义则是由此及彼的——言在象，而意在征。
鲁迅深得象征主义的精髓，从《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象征主义的。鲁迅先生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在《药》这个小说里头几乎抵达了顶点。正因为如此，在《呐喊》里头，《药》反而有缺憾，它太在意象征主义的隐喻性了，它太在意“象”背后的那个“征”了。所以，《药》是勉强的。包括小说的名字。可以说，《药》的不尽人意不是现实主义的遗憾，相反，是象征主义的生硬与局限。
和《药》比较起来，《故乡》要自然得多。——如果我们对鲁迅没有一个整体性的阅读，把《故乡》这样的作品当作“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去阅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故乡》绝对不是“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鲁迅是不甘心做那样的作家的。从作家的天性上说，鲁迅很贪大；从作家的实际处境来说，鲁迅有“任务”，也就是“听将令”。
有两句话我不得不说，第一，先生是一个很早熟的作家；第二，鲁迅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小说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先生其实是一个把自己书写过两遍的作家。他“重写”了他自己。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许都没有先例。事实上，在写小说之前，先生的思想与艺术能力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有两个“使命”他没有完成，第一，他不够普罗，第二，尚没有“白话”。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陈独秀等一干同仁，先生用当时根本就“不算文学”的“小说”把自己“改写”了一遍，同时，也用白话把自己“翻译”了一遍。可以这样说，为了启蒙，先生放下了身段，来了一次“二次革命”，这才有了我们所知道的鲁迅。请听清楚了，——在鲁迅的时代，尤其是，以鲁迅的身份，做“小说家”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连体面都不一定说得上。小说是写给谁读的？是给鲁迅妈妈那样的、“识字”的人读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明白这个，我们根本就无法了解鲁迅，更无法了解鲁迅的小说。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又有一个小小的偏好，或者说特点，那就是小切口。这是鲁迅小说的美学原则。鲁迅的小说可以当作“史诗”去读，但鲁迅个人偏偏不喜欢“史诗”。即使和茅、和巴、和老、和曹比较起来，鲁迅小说的切口也要小很多。说到这里一切都简单了，小切口的小说必然在意一个东西，那就是它的延展性，也就是它的隐喻性，换句话说，鲁迅的小说必然会偏向于象征主义。所以，所谓的“故乡”，它不可能是“邮票大小的地方”，鲁迅会对“邮票大小的地方”有兴趣么？不可能的。他着眼的是康有为所说的那个“山河人民”。在鲁迅的笔下，《故乡》是一篇面向中华民族发言的小说，它必须是“中国”，只能是“中国”。这就不难理解《故乡》为什么会成为“呐喊”的一个部分。《故乡》是象征主义的，正如《呐喊》是象征主义的一样。
（摘编自毕飞宇在鲁迅文学院的演讲《什么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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