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文物承载文明与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理应依法受到保护。被业界誉为“南方周口店”的福建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曾获评 200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把古人类在福建生活的历史提前至约 18.5万年前。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对于事关全局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文物保护，切不能只算经济账、眼前账、局部账，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正如习近平同志当年批示所要求的，“必须认真妥善地加以保护”。
②具体的文物保护工作，确实常常与地方推进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矛盾，有的可能“耽误”矿产开采，有的可能“妨碍”土地资源盘活，有的还可能“影响”工业园区建设。据测算，叫停万寿岩矿体开采，对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有6000多万元。这可不是一笔小钱，直接关系到企业效益与区域发展。然而，经济发展可以转型，文物资源不能再生。历史文物一经破坏，便难以修复，损失无法计量。所以，在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上，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来不得半点含糊。
③人们常说，文物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其实，“利”同样在“眼前”。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对历史文物进行科学开发和利用，完全能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一方面，相比文物的单一与脆弱，经济建设所需资源，大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可替代性，下功夫去寻找去改变去升级，总会有解决办法和出路。另一方面，文物保护不等于单向度付出、投入。万寿岩遗址如今已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独树一帜的遗迹展示、教育与研究基地，按文化旅游融合思路去开发，同样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有利于缓解资金压力，创造新的增长点。不为短期利益蒙蔽，算大账、长远账，完全能够做到“文物保护和发展生产两不误”。
④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保护，是“让文物活下去”；利用，就是“让文物活起来”。保护是利用的前提，保护好才能利用好；利用是保护的拓展，利用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传播文化，更有效地提升文物保护意识。近年来各地博物馆借助网络“走出去”，历史文化景区开展研学旅行、体验旅游，文创产品蓬勃兴起，都是文物保护与利用相得益彰的成功案例。把“文物保护与利用”这篇文章写精彩，必须精准把握好舍与得、破与立的关系，该关停的影响保护的发展项目必须坚决叫停，该拓展的价值利用项目一定要积极推进。
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保护文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锻造文化自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全社会共同努力，在保护和利用文物中激发穿越时空、直击人心的文化力量，一定能留住文化之根，守住历史之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魂聚力。
（周人杰《让历史文物“活起来”》，有删改）
材料二：
文物呈现的不仅是“物”，更是“文”，其中蕴含着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认为，图像有“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效用，“与六典同功”。基于此，要想让文物“活起来”，不仅要讲好文物的故事，展现文物的美，还要挖掘文物本身的文化意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文物本身就是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文物”二字最早见于《左传·桓公二年》：“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中国传统金石学关注的主要就是带有文字的青铜器、玉器、碑刻等器物，这些基本都与礼制、制度相关。其中鼎、簋、鬲、盘、尊、爵等礼器，主要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青铜器利簋，被认为是国宝级文物，就是因为内壁底部铸有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簋本是食器，后用作祭，祀和宴飨的器物，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天子在祭祀、宴飨、随葬时，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依次类推，不能越级使用。
其次，文物留存有中华文化的符号。“器以载道”，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是实物的文化，它蕴含着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状态、风俗信仰等信息，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文物是看得见、摸得着、可感可知的实物，每个人面对它时，都有自己的打开方式，让文物“活起来”就是要帮助人们找到那把打开的钥匙。
现藏于曲阜孔子博物馆的《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以连环画的形式，通过36 幅画记录了孔子的73载春秋，构图精练、造型传神、设色亮丽，通过图像和题文，让世人知晓至圣先师的善德懿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摘编自周俊玲《器·美·道——文物叙事的三重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