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文崇尚雅正，风格唯美，但在雅正唯美之境下，却涌现了以戏谑谐趣为表征的俳谐诗，于北宋时期绽放异彩，蔚为大观，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映射出宋代文化新面貌、新格局。俳谐诗何以于北宋时期兴盛而广为传播，应该与以下要素紧密关联。
俳谐诗之所以能在宋代大放异彩，诗词名家于其间引领风骚，当属关键性因素。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人，常有谐趣品类作品，对遣兴娱乐创作风尚颇为肯定，可谓俳谐诗传播中之“舆论领袖”。俳谐诗出自大家之手，于庄与谐、雅与俗之间拉伸出一种张力之美，自然会有一种常人作品中所罕见之气界、境界与格局，令俳谐诗更具魅力，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其中。
同时，面对喧闹的大众文化，人们对俳谐诗没有采取拒斥的态度，而是选择了会通。宋代城市繁荣，宋熙宁之后，都城夜市不绝，一派繁华，杂剧、诸宫调、傀儡戏、杂耍等艺术众多而为市民乐见。众多戏剧因素和内容、插科打诨手法与形态融入俳谐诗文创作，如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上阈：“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文末一句“破帽多情却恋头”让人觉得调皮打俏，忍俊不禁。
另外，俳谐诗于诙谐中蕴含人生哲理。宋代俳谐诗文本以“戏谑”风格为特征，结构相通于杂剧，先冷后热，先说冷语，后说笑话。黄庭坚的《演雅》是一首动物讽喻诗：“桑蚕作茧自缠裹，蛛蝥结网工遮逻。燕无居舍经始忙，蝶为风光勾引破……伯劳饶舌世不问，鹦鹉才言便关鏁，春蛙夏蜩更嘈杂，土蚓壁蟫何碎琐。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闭似我。”该诗前面描写了几十种虫鸟，写得宏伟万象，如天马行空，最后两句“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却峰回路转，让人恍然明白，确有醒酶灌顶之意，给人以跳跃感，颇具丰富深邃之审美趣味。可见，打诨并非纯粹为追求语言有趣，而是有所归旨。
最后，俳谐诗符合心理需求，民众乐于接受。谐趣产生之第一要义为心理期待解构所致。俳谐让人发笑，开心愉悦。伊曼纽尔·康德认为，笑为紧张期待突然消失之际而产生的一种情感。诗人善用各种言辞吊起读者期待心理，预设情境，对读者期待心理进行解构，随之产生心理落差，谐趣亦因之而生。连辑颠倒错位，化悲为喜，无情之物化有情，安排一个不甚相关或非一致性逻辑，呈现出乎意料关系，峰回路转，妙语连珠。黄庭坚《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前三联多角度呈现水仙花，用语典雅，引用典故；末句却宕开一笔，抛开水仙，跃至“出门一笑大江横”，与前联意境转折，打断连贯逻辑，诗歌整体意境及语言风格构成错位与跳跃，使人感觉奇怪，令人发噱，谐趣横生。
俳谐诗兴盛于两宋，为文人审美情趣多样化呈现，亦受民间文化诙谐审美影响，负载了人对生活及其谐趣之追求，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雅好谐谑的幽默性格，折射了两宋文化在雅正严肃之余生趣活泼的另一面。出自民间，雅俗共致，俳谐诗顺应时代，为民众与雅客同乐于接受与传播，亦是一个时代诗文呈现时代生活之典型。
（摘自徐雅琴《俳谐诗在宋代的传播》，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