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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之乱
池莉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大雨将至的迹象。
在从事流行病防治工作的三年里，我们每天收到疫情卡片几乎都是肝炎。肝炎的临床治疗就是那么老一套，枯燥的重复的日常工作消蚀了我的光荣感和积极性，三年过去，我已经变得有一点油滑和懒惰。秦静不甘平庸，准备改行，她对病毒感兴趣，准备报考一位著名的病毒学家的研究生。
有一天，我和秦静去供应室领设备。被值班人员敷衍。我很生气，回来抱怨。科室主任闻达说：“年轻人， 你不能老抱怨，我们事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医疗系读几年？最多四年，可我们卫生系却要读五年乃至六年。临床医生懂的我们都懂；临床医生不懂的，我们也懂。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研究人员。我们防患于未然。我们保护人们免受疾病的侵害。我请你们想想，孰轻孰重，这不是一目了然吗？”看着闻达骑上他那破旧的自行车走了，秦静叹了口气，我说：“难怪人家说，远看是个要饭的，近看是个烧炭的，一问才知道是防疫站的。”
五点差五分的时候，科室里的人基本走光了，只剩下主任闻达。闻达猫在大办公室的小套间里，伏案写他永远也写不完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他头发凌乱的脑袋在满满一桌的书本、卡片和资料堆中微微摇晃，嘴唇嚅动，念念有词，从油漆斑驳的办公桌底探出老远的，是他瘦骨伶仃的长腿和那双穿着破皮鞋的大脚。闻达哪里像马来西亚归国华侨，新中国第一代科班出身的流行病学专家？传说早在一九五六年，闻达只有二十四岁的时候，就西装革履地出过国，被特邀参加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传说他戴的是金丝眼镜，穿的是乳白色的优质牛皮鞋。传说他家里有相册证明他过去的翩翩风度和辉煌历史。现在，闻达主任已经追踪流行性感冒二十年了，同时还不断地增加着追踪研究的项目，如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等。总之闻达主任对所有的流行病都怀着巨大的兴趣和热情，工作量极大的报告写作使他每天都要推迟约一个小时下班。
霍乱来了，在这个天气恶劣的夜晚，在它的踪影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之后。正在值班的我和秦静对它的一点认识仅限于知道它的厉害和可怕。我们傻了眼。我接连打通我们站张书记和祈站长家里的电话，向他们报告了霍乱疫情。他们都大吃一惊，都说马上赶到站里来。并且都问闻达知道不知道。我捉醒他们说闻达主任不够安装电话的级别，没有办法通知他。
张书记大声说：“你赶快去 医院的车库带车，把闻主任立刻接到站里来。”
我赶到闻达主任家时，他正在拖地板。听着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报告，他的愁眉苦脸渐渐云开日出。闻达扔开拖把，用命令的口气让妻子给他收拾两件换洗衣服。他妻子说：“住单位不回来了，有这么严重？”闻达说：“霍乱为什么又叫二号病？ 它是威胁人类生命的第二号烈性传染病，问题还在于，他们没有谁了解霍乱，只有我，我一直在研究它。”
五层楼的防疫站蓦然间灯火通明，各个科室的人马全都连夜冒雨赶到了站里，大家对霍乱除了恐惧，其他一无所知。八大科室的一百多号人在站里挤来挤去。相互打听情况，雨水在地上被踩得“吧吧”作响。张书记和祈站长被大家大呼小叫地扯去询问，答非所问地应付着。大家都非常地不满意，到处是寻找闻达的声音：“闻主任呢？ 老闻呢？闻达呢？闻老师呢？”
我大喊一声：“闻主任来了！”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了过来。
张书记和祈站长见到闻达如见救星，与他紧紧地握手，说：“乱成一锅粥了， 现在看你的了。”
在防疫站的大厅里，闻达看见一把椅子，便一把拖过来，不假思索地蹬了上去，说：“霍 乱疫情，如洪水猛兽。我要赶快讲讲具体方案。”
闻达异常的简洁、异常的有条理使大家统统折服了，他一口气宣布了八条意见：
第一，以流行病室为核心，组成一个紧急行动小组；其他各科室都听从紧急行动小组指挥，有令则行，无令则止。
第二，化验室立刻复查粪祥培养基的菌落，再一次确认霍乱孤菌，具体操作由闻达指导。
第三，流行病室连夜出发，追踪病人，隔离病人并确定疫点。
闻达说完，大家都像吃了定心丸。祈站长有心思开玩笑了，他说：“老闻好像经过了多少次霍乱疫情似的，出口成章啊。好比老母鸡，屁股一撅就下了一个蛋。”大家开心一笑，各就各位，回到自己的科室去做准备工作。
市领导来了，卫生局领导来了，与我们挂钩的这所大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也来了。
我们很快在郊区找到了感染霍乱的人，并把他所在的村子封锁。
封锁区隔离了总共十四天。在最后一例带菌者连续三次粪检阴性之后，我们才鸣锣收兵。
第二年夏天，我放弃了流行病医生这一职业，彻底转行。秦静还在坚持。十几年后，闻达与秦静合作的关于那场霍乱的论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上宣读。
说真的，我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勇气为了消灭什么而遭遇什么，为了不可知的结果而长久地等待，为了保存内心而放弃外壳。但是，在十几年之后，我懂了有一些事情是值得你去这么做的。闲暇的时候，发生霍乱的那一天经常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我在回忆中为自己寻找生活的道理。(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