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案之痛
阎连科
一张条案告诉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傲。陈乐民叔叔和他夫人资中筠阿姨，每每见到，都让我局促不安 ， 宛若侏儒到了巨者面前｡
资阿姨的学识与气度，常常对我有一种震慑之功，每次和她相处——尽管她总是和善地微笑，都让我觉得在她的善良与笑容中，有着正气之凛然，反倒比那种被权势支撑的威严，更有某种力量和征服感。而对于陈乐民叔叔，并未那么具体熟悉，只知他原是中国社科院的欧洲专家，英语法语都极为练精，关于欧洲政治、外交、文化的著作，洋洋海海，有十几卷。多年前他所演讲集成的《欧洲文明十五讲》，至今还是研欧学子的必备教材。
第一次见他时，他在他家狭窄的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瘦削、洁净、沉稳。他的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每周两次往复于医院透析。有一次，我陪陈叔叔去医院透析，扶他上车、下车间，他望着北京崇文门那儿的楼厦变化，脸上平静淡然，仿佛望着一隅失落的世界，说了一句悠长平静的话：“变化这么快，难说是好事坏事。”他的语调轻缓，近于自语，但他的语句，让人体会到他对世事和世界绵长的担忧。也就是那次透析时，我与资阿姨约好，一道去通州的高碑店一趟，为陈叔叔买一张他满意的条案书桌。
因为，他们终于搬了家。去年夏天，他们的女儿从法国回来，快刀斩乱麻地用半个月的时间，把她家两三处的碎房换成了一套大舍。所谓的大舍，只是那些小套的集中，然无论如何，这对中国最为硬骨气节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相对宽敞的住处，有了他们各自的书房。书房对于普通的读书人，似与土地之于农民一样。而书房对于他们夫妇，则似危急中的空气和水。他们一生研究、著述、翻译，家里却从来没有过宽敞高大的书架；一生思考这个世界的境遇，却永远都在拥挤屈身的斗室之间。
大家为这一处新居高兴，为可以满足各自一生并未显得不可或缺，却一生都挂在心上的某种基本的愿念而感谢世界。陈叔叔希望能有一张宽敞的写字台，让他摆上同生命一样珍贵的笔墨纸砚。而对这写字台的要求，不是老板桌的现代式样，而是那种带有传统古旧气息的书桌｡
我们去了趟高碑店的仿旧家具街。时候是去年十月，阳光和静温煦，一家挨一家仿旧的家具店铺，似乎把时光拉回到了明清时期。我知道，陈叔叔是非常“西化”的学者，对欧洲文化之通达，宛若一个人熟悉自己的指纹条理。可那天在明清古旧家具街上走转时，他的神情一直兴奋光彩，步履轻便，仿佛一个完全健康的老人。我们看书架，看书桌，最后终因他卧室的空间有限，没有买到恰如其分的书桌，但把理想压缩之后，还是看上了几张可以取而代之的条案。
那一天，我在陈叔叔的身后，体会了一个西学甚好的老人，为什么又那么热爱传统，通达国学；为什么爱喝咖啡又酷爱书法、绘画，可以把自己的余生，放到国学及书法和国画上去。“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飘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这样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怕是只有他这样东西通达的人，才能感悟和体味得到，才能写出那些以西见认识中国，以国学感悟世界的真正厚重的书籍。而如我这样号称作家，有一大堆故事、文字的人，在他和他的学识面前，也只有羞愧和沉默则更为得当。
然而，就是那次陪他去了高碑店的旧街之后，他的双腿很快变得软弱无力，似乎连呼吸的力气也都耗尽去了。慌慌地住进医院，让体力、心力得到了一些恢复。为了让他从医院出来，在新居家里看到他心仪的那张条案，我们特意地再次去了高碑店的那条旧街，把反复看过的那张棕色栗木条案，不由贵贱地买将回去，让它在陈叔叔的卧室一侧，得体安静地立着等待最需要它的人从医院回来，在它光滑暗亮的案面上写字、绘画，记下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比较与思考。
然而，条案如期所愿地摆在了那儿，它的主人——那位最需要它的学者，却再也没有从医院走出来。现在，在终于拥有的那张可以书写、绘画的条案上，摆了他的遗像、骨灰和笔墨。一个少有的西学的专家，永远地和中国传统的条案相厮相守在了一起。他们每天都在以他们的清寂交流、对谈着各自的命运和对西方、东方的认识与理解，思考着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扩展与扭曲，舒展与未来。而留在条案上和条案周围空白、清寂的疼痛，则每天每时都在言说、记录着一代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表达的渴望和无奈。
（有删改）
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