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研究的先驱兰克认为：没有一种完整而精确的治理国家的知识，就没有政治，而这种知识必须建立在对过去时代所发生事情的了解之上；历史研究的重点必须是政治史，包括一个共同体有无能力造就复杂且稳定的政治组织，形成能够让大多数人服膺的政治文化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叙事的重心就在于正确叙述中国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实践，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培育人民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正本清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思考中国历史叙事的重建问题。
文化方面，中华文明具有“以人为本”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责任伦理”。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对周围的人和事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非基于个人主义，单纯以利害关系与人相结合。正是因为认识到个体与一个广阔的共同体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于是便产生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之感，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不断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其根本动力也正在于此。故此，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才能延续数千年而不衰，并在近代变局之下得以生存与发展。
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复杂的政治组织离不开已有数千年之久的小农经济。自汉代起，中国就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连接全国各地的经济网络，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形成涵盖面极广的儒家文明圈。这一全国相互依赖的经济网络，即使在国家分裂时，还能发挥经济一体的功能。中国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就是因经济上的互依创造了促成国家复合的契机。因此，历代贤人都十分注意中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将其视为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基础。
制度方面，国家在中国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对家庭负责与对社会和国家负责是一致的，因而在政治实践层面重视将德治礼治、法治有机结合。另外，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设计，能够不断吸纳各地的贤良之士进入政治组织当中，并用国家的力量去推行统一的文字、观念、伦理，使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让相距万里之遥的人们具有基本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及至近代，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和制度设计固然需要变革，但其合理的内核则不容否定，在现代社会治理和国家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依据西方现代政治理论，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自然会觉得中国的“家国共同体”式的政治文明很不“正常”。同样的，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叙述中国历史，又如何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而本文所论及的三个方面，或可为我们重建中国历史叙事提供参考。
（摘编自王锐《构建中国的历史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