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贸易、生产和投资一体化时代，贸易强国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广义上看，当今可进行国际贸易的不仅包括传统的商品和服务，还包括货币、规则、技术以及产品标准。后者属于全球公共品和地区公共品范畴，也必须纳入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中，并作为划分贸易强国分类体系的一部分。
贸易强国不是少数贸易大国的专有品，贸易小国也能成为贸易强国。贸易小国囿于国内市场规模、资源要素数量等限制，不可能形成很大的贸易规模，但它们可能在某些细分产品市场上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也应该属于贸易强国。
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视角来看，贸易强国的内涵又有所不同。以往的贸易强国概念一般针对最终产品而言，但随着GVC贸易逐渐占主导地位，能否管控和协调GVC，能否占据GVC主导位置，能否在GVC某个生产工序上具有比较优势也是贸易强国所需具备的新品质。事实上，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只是由于参与GVC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才得以很快提高其贸易规模，并在表面上出口高技术产品，但获取的增加值并不高。发达国家仍控制着GVC高端环节，并攫取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高技术产品的绝大部分增加值。所以，GVC背景下的贸易强国更多地应该表现为对GVC的控制能力、关键零部件产品和生产性服务的生产能力以及相应的创造贸易增加值的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也是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一国境内生产能力不等于国际交换能力，国际投资、跨国公司的数量和作用才是衡量一国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尺度，也是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
本国货币的国际流通能力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贸易的综合实力。国际交换与国内交换不同，国际交换中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不仅来自一国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量，还来自该国货币在世界的流通能力。除了黄金具有世界货币的天然属性之外，在金本位制结束后，纸币在世界上能否具有较强的流通能力，取决于三种功能，即贸易结算功能、投资工具功能和储蓄货币功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功能，流通能力必然不强，那么也就不可能取得商品和服务交换中的定价权。
一个国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越强，越能占据国际贸易的有利位置。国际贸易必须在一定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下进行，才能保持安全和正常秩序。依据经济学属性，全球经济治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全球公共品，可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国际规则。第二类是主权经济体为国际规则的执行所提供的运行载体、平台或其成本。第三类是企业和私人机构对优化国际经济治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或服务。第四类是跨国公司(或其行业协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标准、规范和准则。在制订这类游戏规则中，贸易强国一般都有较大的话语权。
(摘编自裴长洪、刘洪愧《中国怎样迈向贸易强国——一个新的分析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