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大多数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持鄙视的态度，将其称之为“蛮夷”，并与之保持相当距离。亚洲东部是一个相对独立及封闭的状态，其他文明对于华夏文明长期处于尊从和学习地位，中原王朝由此形成孤傲自大的文化心理。奉华夏为宗主与文明中心的观念，在很长的时期被其他文明的拥有者认同，以此为基础，东亚地区形成通行的天下秩序，中原王朝根据文明的类型划分夷夏，其被称之“蛮夷”包括华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它们或为受中原王朝管辖的边疆民族，或为接受中原王朝羁縻的域外势力，或为通过朝贡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远方他国。在地理分布方面，以华夏为中心的部分较清晰，与蛮夷毗连的区域较模糊，同时蛮夷的范围可由边疆向外部扩展。
——摘编自《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1期
材料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外交涉、通商事务随之增多，经常办理对外交涉的部分官员开始意识到，对英、法、美等国，断不能“绳之藩属之礼”，主张“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道光皇帝采纳这些人的“权宜之计”，遂在朝廷设置办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这时，因皇帝和太后逃往热河，被迫留京的恭亲王奕䜣由于经历了与各国使节谈判的过程，深感清廷“夷务”处理混乱不堪，“弊在体制”，加之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已成定局，于是萌生在京设一机构，统筹外交全局的想法。1861年l月，总理衙门在京设立，下设英、法、俄、美及海防五股。
――摘编自《史学月刊》2015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