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象”“意”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三个重要命题，其间的关系得到了众多哲学家的探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老庄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道”，但由于语言的局限性，真正的“道”是“不可言的”。庄子也用“言者不知，知者不言”的寓言来说明这一问题。然而，悖论却在于我们明明知道“道”不可言，但还是“不得不言”。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作为对“言”局限性的补偿，“象”成为了“尽意”的重要载体。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象”成为了联系“言”和“意”之间的桥梁，在“言”“象”“意”三者之间的融合中，“象”成为了这一过程中的核心。就文学作品而言，“象”是由“言”所塑造出来的，而“意”则是由这种建构起来的“象”来表达的。
然而，作为“尽意’’之重要载体的“象”也具有自己的有限性，在根本上也不可能将“不尽之意”完全表达出来。所以中国古代哲学一方面强调“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要追求“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如何才能“超以象外”去追求“象外之意”呢？
从接受的主体来看，中国古代哲学就要求主体应该“澄怀观象”，做到物我两忘，在这样一种物我相融的状态中去感受和体验“道”的存在。但从传播的过程来看，则是要求传播者努力实现“言”“象”“意”三者之间的融合。在中国古代文艺创作中，“言”“象”“意”三者间的融合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用“言”来建构“象”。由于考虑到达“无尽之意”的目的，因此以“言”建构“象”时，一般只是对“象”本身进行粗线条式的大致勾勒，而不做太过细致的描绘。比如中国古典诗歌中虽然多有“物象”，然而却极少对这些“物象”做具体的描绘，而是点出辄止；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物象”的“形似”要让位于“神似”，而且对于“物象”的形的最高要求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中国古代文艺观中对“象”的这种要求，在限定“象”的同时尽可能弱化其限定性所带来的局限性，由此使得“象”本身具有了丰富的可供阐释的空间，从而也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空间。二是强调将“意”与“象”相融，形成“意象”，并在“意”的统领之下，强调“象与象之间的组合”，这种组合在中国传统诗画中经常被称为“意境”，而不尽之“意”则能通过“意境”得以较好地表达出来。因此，无论是中国古典诗词还是传统绘画，“意境”都是追求的重要目标。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体现得尤其明显。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象与象”的组合实际上就构成了“意境”，而“意境”所能表达的丰富含义就大大超过了单个的“意象”本身，从而将“象”的表意功能大大强化，因此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有“境生于象外”的说法。
（摘编自曹漪那、蒋忠波《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融合传播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