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明日报》“光眀悦读之新书访谈录”栏目第一期，“光明悦读”与葛剑雄就新书《黄河与中华文明》的相关内容做了一次对谈。
光明悦读：“黄河与中华文明”是一个人们熟悉的老话题，您数十年来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今年为何以此为题写作一本专著？
葛剑雄：在历史地理学界，黄河一直是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历来都有一个说法：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近年来，有些人提出，中华文明的摇篮不止一个，理由是长江中下游、辽河流域等地区的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实际上，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的成果，还是肯定了黄河对中华文明形成所起到的作用。
讲黃河与中华文明首先要弄清人与河流的关系。那么，关于“黄河与中华文明”，我觉得我可以在原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观点，并且是以通俗讲述的写法完成了这本书。
光明悦读：谈到新观点，您在新书中说，“一条大河对早期人类起最大作用的一般是中游、下游。中华文明的摇篮产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绝不是偶然的”，那么，大的河流就必然产生重要的文明吗？
葛剑雄：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水就有了一切、大河一定能孕育出大的文明。
一种文明是其群体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物质条件当然离不开水，但水的来源不仅仅是大的江河，也可以是地下水、海洋等。但比较之下，大的河流提供的条件更好、更有利。
但光有水是不能发展起一个大的文明的，还要有其他条件，比如气候、河流的位置。此外，河流除了供水之外，还要发展农业、牧业等，河流周围有没有合适的土地，河流是否有通航的条件等也很重要。
为什么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呢？黄土高原、黄河冲击的平原土壤疏松，而当时的长江流域，植被过于茂密，有很多森林沼泽，以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没有很好的生产工具来开垦耕地。黄河流域恰恰没有茂密的森林，在当时比较适合人类发展农业。此外，早期的黄土高原是很平坦的，上面有大的塬，原始植被没有被破坏，没有什么水土流失。
光明悦读：是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分析还原当时的景象吗？
葛剑雄：历史地理学要复原当时的情况，回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当时的地理环境，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通过分析比较大河的各种要素，我们可以肯定，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在当时的北半球中间，也是最有利的发展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是连成一大片的，形成了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文明的产生离不开大的地理环境，而黄河是这个地理环境中重要的因素。人类顺应历史潮流、顺应自然环境，就会取得好的发展成果。
光明悦读：您刚刚提到近些年有人提出中华文明不止黄河这一个“摇篮”，考古学家刘庆柱在其新书《不断裂的文明史》中，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证了黄河文明的历史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结论是相似的，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论证方法有哪些异同？
葛剑雄：考古是根据已经发现的证据来判断问题，历史地理学是复原当时的情况。考古发掘找到的证据比较多、研究比较深入的话，肯定会符合当时具体的史地理条件。但考古不可能实现完全普遍的发掘，古代不是所有东西都保存下来了，考古有这样的局限，历史地理学也有局限，我们主要根据文献，但文明早期没有文献，还有一些历史文献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考古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都做了充分的研究工作，结果是殊途同归的，比如我对黄河中下游的判断已经被考古学证实了，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等就是在黄河中下游这一带，而像良渚、河姆渡等一些黄河流域以外的遗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延续发展。他们可能不是迁移了就是灭绝了，这些原因我们今天还没弄清楚。这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也说明了，文明先汇聚形成，然后扩散。我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成果与我们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一致的。
（摘编自《“母亲河”串联起来的地理与历史》，《光明日报》2020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