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学进步、新陈代谢的动力，是学科自身强大而主动的反省、修复能力，是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随着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古老的历史学得以不断地进发出新的活力。历史学发生的“数字转向”，便是已知的诸多新变化之一。
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格缜密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职业规范。仅以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为例，史料的范围从一般的档案、文献、典籍等，逐渐拓展到考古、图像、数据、口述等文字之外的形式。最近20年来，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现，成为历史学“教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首先看传统史料的数字转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史料在不同介质和载体之间的转换，如由口述传统向文字书写的过渡，直接带来了传统史学的诞生；再如碑刻铭文的拓印，文稿的誊写、抄录与印刷，还有一度非常盛行的微缩胶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步。现代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得文件的存储、携带、阅读、检索和传播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单就史料本身而论，传统史料数字化使得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尽量多地获取、占有和运用史料，并且全面细致地掌握相关的研究状况。但是，海量的史料超出了人类自然的阅读能力，这是之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新问题。于是，文本、数据库和网络范围内的电子检索，成为今天每一个研究者日常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再更进一步，就出现了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统计学等方法的“数据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教据”模型分析。
再来看原生的数字史料，也就是运用数码技术直接制造产生的各类电子文档、信息和记录。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一个“数码”的时代，对于未来将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取这个时代里大量以数字形式出现并存在的历史资料。例如，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一般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档案资料来挖掘耙梳人物的生平信息、人生轨迹等；二是借由人物存世的著述、日记和书信等文本建构其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三是追踪人物的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从他人的观察、记录、回忆和评论里还原并丰满人物的形象。即使是依然沿用这一路径，在未来的研究者所要处理的史料中，也会有大量的电子邮件、数码通信信息、社交网络记录等。况且电子信息缺乏实体的物理存在，更为隐秘、难以查找，也易被破坏、篡改和散佚。这些情况，对于仍然按照现有学术训练模式培养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一些对未来史学发展的展望中，常常会提到“数字考古”“数字考证”等概念，这些或许都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们的学术基本功之一。
事实上，数字化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字化的媒体、技术和工具，已经深入到历史学的各种实践、演示、分析、教学、研究和传播当中，取得的成果也不胜枚举。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传统学科本身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张力，对于历史学的“教字转向”这一议题也尚未达成一致的共识，亟待深入展开讨论、更新学术规范、明确前进方向。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不仅需要广泛借鉴各种新的技术手段，而且要前瞻性地思考历史学本身在未来数字时代中的学科定位与理论特色。
（摘编自周兵《迎接历史学的“数字转向”》）
材料二：
就历史学内部来说，历史地理是最早自觉引入各种教字技术的领域，这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特色分不开。而经济史领域因为处理量化资料，也很早就引入统计分析软件，并且建设数据库。不过，对中国古代经济史来说，进一步开发适用的教字人文工具也存在一些困难。虽然传统中国史料中也包含大量经济相关的数字，但要把这些数字转化为可分析的数据面临诸多瓶颈。仅就最基本的价格与度量两类数字来说，银两有多种不同的成色、计重，各类货物的称重、体积也都有各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如果这些数字不能进行统一的换算，就很难应用现有的数字人文工具进行分析。当然，这也推动我们去思考如何结合史料与研究主题的特性，开发有针对性的教字人文工具。
任何一种技术、方法都有其适用对象、适用限度，须与其他研究方法技术相配合。数字人文热之下，更需要我们对历史学学科传统进行冷静地审视与反思。数字史学研究必须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否则研究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技术方案自然也就“无的放失”。数字人文改变了历史叙述的方式，辅助研究者进行史料辨析、建立因果链条等，但是数字人文并不能代替研究者决策。至于历史感的形成和升华还是需要依托传统方式，阅读、写作、经历、田野考察，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能够使这些方法的运作更为有效，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感的培养方式。
（摘编自《新机遇与新可能：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