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王子
徐则臣
要不是碰上个卖唱的，兴许这辈子我都不会关心摩洛哥在哪里。那家伙唱得真不错，嗓子一会儿像刘欢一会儿像张雨生。模仿田震《自由自在》的时候，我跟上他的那种狭窄、茫然又激越的声音，可以乱真。当然，跟上之前我给了他十块钱。给钱的时候我脸是红的。我心疼。但已经掏出来了，哪好意思再塞回兜里呢。他看出来我喜欢田震的歌，接下来他唱的都是田震的歌，《执着》《干杯朋友》《月牙泉》《未了情》。从地铁的这头唱到那头。地铁在西直门站停下，我得下去了。
他停下弹奏和歌唱，扭着身子指自己后背。他的夹克上印着五个字：摩洛哥王子。
回到平房，我跟行健说见着摩洛哥王子了。摩洛哥在哪儿啊？”
行健哼了一声：“我还见着西班牙王妃了呢。”
米萝已经从他的百宝箱里翻出了世界地图，旧书摊上花两块钱买的。“北非，在北非。头顶上就是西班牙。”
他把地图摊在我们的小饭桌上，我把脑袋也伸过去。摩洛哥头顶上不仅有西班牙，还有葡萄牙。左边是浩瀚的大西洋，右边是阿尔及利亚。边境之南是我只在地理课本上见过的毛里塔尼亚。
聊完就洗洗睡了。很快我们就把摩洛哥和卖唱的小伙子忘到了脑后。不是记不住，是所有激动人心的事情最终跟我们都没关系。我们还住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平房里，过着以昼伏夜出为主的日常生活。我依然隔三差五地出没在地铁2号线沿线，逢人不备的时候，鬼鬼祟祟地帮我办假证的姑父洪三万打小广告。行健和米萝也是，他们帮陈兴多打小广告，偶尔我们会在同一条街或者同一条地铁线上碰头。
有一天傍晚，我在西直门站地铁口的背风处吃烤红薯，行健从身后拍了我的肩膀，说：
“看见你那个‘摩洛哥王子，了。”
“那家伙是不是只有一件衣服？”米萝说。他们看见的也是那件印有“摩洛哥王子”的夹克。“他还带着个头发乱得像草窝的小女孩。
“他妹妹？”他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从保温杯里倒水给一个脏兮兮的小姑娘喝。
“我哪知道。”
“我跟他说起你，”行健说，“他竟然记得。”
我继续吃烤红薯。
“不信？”米萝说，“我们真说起了你。说你给了他十块钱，他没想起来；说你跟着他听田震的歌，从车头听到车尾，他就一下子想起来了。他说，那个哥们啊，背个军用黄书包。”
看来是真的，那天我的确背着一个军用黄书包。其实那几年我背的都是这个包，就一个包。打小广告的一套家伙都装在里面：刻着洪三万电话号码的一个大印章，墨水瓶，涂墨水的板刷，印有我姑父电话的假证业务范围的名片，当然还有纸和笔，以备不时之需。能撒名片的时候撒名片，可以直接盖上个大戳的时候就盖戳，实在不行，用笔在一切可以写字的地方写上我姑父的名字和他的电话号码。
“那是他妹妹么？”米萝又问，“穿得可不如他啊。”
我真不知道。我也只见过那家伙一次。
秋风乍起，纸片和几片树叶被吹进了地铁口。一群人走出来，像这个秋天的黄昏，有种虚弱的单薄。最后出来的是一串饱满的歌声。“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没有吉他声，但我知道“摩洛哥王子”来了。果然，摩洛哥王子和一个扎着两个蓬乱小辫的女孩从地铁站走出来。他在教那女孩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女孩六七岁的样子，鼻梁不高，脸有点脏，褂子还是用北方乡村里当被面的花布做的。摩洛哥王子该有二十出头，看上去比行健和米萝大。
“你们呀——”摩洛哥王子说。“来一根不？”行健挥挥右手夹着的中南海香烟。
摩洛哥王子笑笑，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递给那小女孩，说：“过马路注意安全啊。别忘了歌词。”
小女孩犹豫一下还是接住了，然后向他摆摆手：“谢谢哥哥，我记着呢。”跳过马路牙子走到对面去了。
我们凑在一起抽烟，像一群不良少年。“你妹妹？”我还是问了。
“小花？不是。”摩洛哥王子抽烟的动作很熟练，“地铁里认识的。”
“她这样——干啥的？”米萝问。
“要钱的。”
“要钱的”就是“乞讨的”。地铁里有各种各样的乞讨者：残疾人；卖艺的，像摩洛哥王子这样；老人；孩子，比如那个小姑娘，叫小花？
“最近老是遇到她。”摩洛哥王子说。
“你为啥要给她钱？”米萝问。
“她说一天下来要不够数，回到家她爸会打她。”
我们都火了，这什么爹！哪天好好修理他一顿。
“稍安勿躁。”摩洛哥王子劝我们，“我也想跟小花的爸爸谈谈，小花不让，怕谈过了挨的揍更多。你们是干啥的？ 
”
我想告诉他我们是做小广告的，行健瞪了我一眼，说：“你叫啥名字？”
“王枫。”
“你衣服上印着个‘摩洛哥王子’算啥？”
“一直想整个乐队，叫‘摩洛哥王子’我是主唱。不过得慢慢来。还有吗？再来一根。”明白了。他只是想象中的“摩洛哥王子”的主唱。但他的广告做得好，八字还没一撇，他就把乐队名字印到衣服上了。
（选自2015年第9期《长江文艺》，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