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中国文字起源甚早，就书法看，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关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当然。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摘编自张志和《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史》
材料二：中国书法作为象形文字的艺术表现，看似孤立于世界文字之林，其实在很多方面有着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基础。
第一，中国文字和书法体系的孤独性，反激出它交流世界、融入世界的内在要求。
方块字是一种倾向于视觉艺术的直接符号，它以直观视像为基础，将表形、表音、表意三者融为一体。中国人习惯在书写中思考，书写就是思考。中国书法艺术更是将文字的书写由符号表达提升为艺术创作，在文辞美的基础上，追求结构、线条、水墨等造型美，双向同步地在文辞美、造型美中倾诉书者的内心世界。这种表意文字导致中国人形象、悟象、灵象思维的异常发达，并构成了整个思维的东方色彩。
拼音文字则更倾向于听觉，这使西方社会更看重听觉艺术，如音乐。文字和口语的同音，使两者难以分离，难以像我们那样产生与生活口语相分离的、只用于书写的书面语言或文言文。由于它不表形只表音，由表音到表意便需要经过翻译、分析，是一种间接的转译符号，这使得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分析的、逻辑的、实证的思维更为发达。
今天，世界文化已经进入当代的综合发展阶段。世界和中国，都有强烈的双向交流需求，都希望在交流中互适互惠。这种愿望，不止表现在世界市场和社会一体化进程所激发的人才、知识、经济和资本的交流共进，更表现在文化和思维对交流共进的迫切渴望。随着世界正在出现的学习中文和中国书法初热期的持续，中国文字思维将会怎样地营养和影响人类，完全可以预期。也许这才是“孔子学院”最深刻的意义。
第二，中国文字和书法体系的变异性，在世界华语地区和一些周边国家扩散出两个泛汉语、泛汉文、泛书法圈，为中国文字和书法走向世界架了桥，提供了经验。
由上亿人构成的世界华人和华裔的汉语社区，是中国文字和书法向世界播扬的桥头堡，早就存在了几百年。华人华裔圈的汉语、汉文和汉字书法，为了适应各自的文化环境，都程度不同有所变异，这种变异了的汉文、汉语和汉字书法，形成中国文字和书法体系走向世界的第一个泛汉语、泛书法圈。
另外，在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内，汉字及其书写曾经是东亚地区的国际通用文字。在东亚汉文化圈内，汉字和记录日本语、朝鲜语等的准汉字和非汉字，以及契丹文、方块苗字、日本假名等20多个借源汉字创造出来的多民族文字，形成了“一文多语”“一母多文”的文字传播圈。在这个传播圈内，中国书法艺术一直程度不同地以变异形态存在着、发展着。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保存得较好，中国书法在那里至今仍极有活力。这种以汉语、汉文为基础、为核心的“一文多语”文化圈，是汉文、汉语和汉字书法走向世界的第二个泛汉语、泛书法圈。
（摘编自肖云儒《中国书法的文化意义》）
材料三：近代以降，特别是进入当下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中国书法受社会大变革、技术大发展、知识大爆炸、风尚大迁移的深刻影响，发展业绩显着，但发展瓶颈也明显，挑战与机遇同在。西学的进入，书写工具的变化，一度文化无用论特别是国学无用论、传统文化无用论及浮华、浮躁肤浅学风、书风的盛行，商品化和市场机制的风行，加之对中国书法中以文人书法为主体的文化书法这一主线疏于研究认知缺失：所有这些，都在影响和冲击着当代和当下书法发展。而后者格外突出，因而也格外重要。其重要性在于，中国书法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的、优秀的符号，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发展和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和内容。因此，文化书法的复兴，就成为书法界、文化界不得不直面的时代课题。
（摘编自孙月沐《中国文化书法的复兴之价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