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
汪曾祺
她是一个住在西南联大里的校外人，她又的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昆明大西门外有片荒地，联大盖新校舍，出几个钱，零星的几户人家便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可她的两间破草屋戳在宿舍旁，不成样子。联大主事的以为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跟她商量，把两间草房拆了，就近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原来的好。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个鸡窝。
宿舍旁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没觉得奇怪，都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老实，没文化，却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她靠给学生洗衣物、缝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两棵半大的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大太阳的天气，常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缝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为避嫌疑，她从不送衣物到学生宿舍里去，让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青草里有虫儿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集市去卖。蛋大，红润好看，卖得也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小块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她觉得这女婿人好。他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看老丈母，会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环境里，她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却隐约知道，这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尽管先生们现在并没有赚大钱、做大事、好像还越来越穷。
有个先生叫金昌焕，经济系的，算是例外。他独占宿舍北边一个凹字形单元。他怪异处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块肉。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铁丝上，领带、鞋袜、墨水瓶……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东西的下面。再穷的学生也得买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这些通告、启事总有空白处。他每天晚上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处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纸质大小、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也不顾文告是否过期。他每晚都开夜班，这伤神，需要补一补，就如期买了肉，切成大小相等的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用过鼎罐，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炉上炖熟，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功，打开坛盖，用一支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晚上仍是开夜班，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上了会计，他添了一样毛病，每天穿好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同屋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金先生不在乎，他要毕业了，在重庆找好了差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隔一个星期丢一只。文嫂到处找过，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大学里不合适，便一个人叨叨：“我的鸡呢？我的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她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有点傻了。但她和女儿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毕业，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就多了。有的先生临走收拾好行李，总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叫来文嫂，随她挑拣。然后她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同屋的朱先生叫文嫂过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点值得一拣的东西。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照样替金先生打扫，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哪，我寡妇无业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我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好像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苦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选自《汪曾祺经典小说》，有删改)
微信扫码预览、分享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