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说义气便是克难精神呢？这里便应该先明白“义”字的界说与内涵。要明白义字的界说和内涵，先该明白“义、利”之辨和“义、命”之辨。本来人的本性，全都是希望舍害趋利、舍失趋得、舍危趋安、舍死趋生的。但有时外面环境却不许我们有利、有得、有安、有生，四面八方、满眼满身，所遭所遇，只有害、有失、有危、有死。这一种局面，正是我们之所谓难。最难的在于只见害不见利，只见失不见得，只见危不见安，只见死不见生，使人无可趋避无可抉择。在此环境下，叫你转身不得，无路可走。我们一旦遇此环境，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计较与打算，全用不上，那时则只有另作计较，再不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抉择上用心，因为在这方面用心也全成白费，于是我们只有另辟一道起，另作别一种的打算，只问我对这事该不该如此做，却再不去问如此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这该不该如此做，便是一个“义”的问题。我该如何做即如何做，至于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那是外面环境的力量，现在则此种力量压迫得太紧缩太严重了，使我无从努力，无可用心，则只有诿之于命，说这只是一种外在的“命”，根本容不到我去考虑，这里便是所谓义、命之辨。义只是尽其在我，只是反身内求，我究竟该如何做，至于做了后的外面影响，我只有置之不问，说这是命，非人力所预。列子书中曾有一篇题名“力命”。命是外在的，我一时奈他不得，力量在我的，我只问这番力该如何使便如何使。所以中国传统教训，特别看重“知命”。《论语》二十篇的最后一句，便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知命，便可不顾外面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把一切打算，一切计较，搁置一旁，专问此事该不该，义不义，如此心归一线，更没有多打算，多计较，自然气壮气足，外面一切困难，也不觉是困难了。困难的在于谋利而不得利，转反得害：喜得而不易得，转反易失；求安而不得安，转反得危；贪生而不见生，转反见死，那才是为难的局面。若我能把这一局面根本推在一边，不去多理会，专一反身来问这刻的我究该如何，这便是所谓义命之辨，内外之辨。人能如此用心，自然只见有我不见有外面，只有我没有外面，自然唯我所欲，更无困难可以阻挡，那外面尽多困难，也自然克服了。
（节选自钱穆《中国民族之克难精神》，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