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类学自从传到中国，并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就呈现某种程度的学科交叉融合状态。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界常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视为内涵相同的概念。对此，凌纯声解释说：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基于民族识别主要是依据“文化”而非“种族”的认知，学者们致力于不同族群文化异同的探讨。
不过，文化人类学并不能与民族学简单划等号。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才特指民族学。民族学偏重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人类学者最有成就的工作是对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等方面的研究。
学科交叉能促进学科发展，但也存在异化的潜在危险。当一个学科涵盖了其他一切学科时，人们也可说它什么也不是。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曾指出：人类学领域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分配到多个邻近学科中去，当前形式的人类学将经历一种彩虹般的变形。这绝非危言耸听。要确定一个学科的性状，必须有一个“亲本”（parental stock）。以植物嫁接为例，无论你怎么嫁接，首先要找到一个用作嫁接的砧木。以梨嫁接苹果产生梨苹果，以苹果嫁接梨产生苹果梨。亲本决定植物的基本性状和品质。学科交叉融合也一样。一个冠以“人类学”的学科，你叫它文学人类学也好、历史人类学也好、医学人类学也好、生态人类学也好，不管如何吸纳别的学科质性，其亲本都应该是人类学，这一点不能忽略。
此外，人类学自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就面临如何适应本土文化与社会的问题。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这无可非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志研究室主任，更是“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强调“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吴文藻所说的民族学，就是人类学分支的文化人类学。中国人类学者对其学科“中国化”的强烈追求，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并实践中国化主张，要警惕淮南之桔变为枳，即失去人类学基本秉性的危险。本土化既可能为学者实现本国学术独立的学理追求提供动力，又可能给以“本土化”口号作为标榜、拒绝在国际学术规范下建构学术研究共同基础者提供借口。学科“世界性”和学科在不同地域体现的本土性两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中国学者应当具有‚学科世界性和学术本土性两方面的关怀。
（摘编自杨天宏《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方法启示》）
材料二：
一般地说，人类学是要查明一些民族的起源，以及这些民族的构成因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所谓人类学只要研究人类的生理方面，而不必全面地研究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以致把人简化成可以用人体测量值和数学指数来理解的对象。
1933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人类学和人种学会议上，一些专家们试图把人类学的定义限定于狭义的体质人类学，并把它列入自然科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所谓的的原始民族。因此，在这样的概念中，古代文化占有有其一定的位置。人类学家希望通过对一定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对于它们多样性的分析，来发现语言和文化的本质以及它们的进化规律。
为了便于分析所研究的对象，人类学使用了文化这个术语，这一概念，意味着人类的重重生活方式以及表现形式的有机总和。
在各种各样的学科中，人这个概念有着许多不同的词义。动物学家们通常所说的“人”这个词，是指一种灵长类动物。古典哲学认为，人是一种物质、智慧和自由的实体。这同动物分类学上的特点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在人类学家看来，人的概念和其他任何特定学科的人的概念是不同的。人类学的概念比动物学的概念含义广得多，其范围又比哲学上的概念狭窄得多。
人类学并不局限于研究人类的进化，而且还要对现代的民族进行分类，并列举其种种表现形式，阐明其生理（体质人类进化）和文化（文化人类学）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过程构成民族历史的重要部分。
学科不同，其研究方法自然也不同。其实，古生物学（研究人类进化）、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和遗传学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古生物学的发展已受到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反之，文化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在人类学范围内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社会学、神学、世界观、宗教和当代民族的艺术，则与生物科学及其方法的关系比较疏远。但是，长期以来，文化人类学由于只利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因此在发展上与外界隔绝。研究者根据直观得到的结果往往发生变化，缺乏充分的真凭实据。
（摘编自法国安托尼奥·阿里巴斯·帕洛《当代世界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