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周朝初年，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而不同”思想。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继承了这一思想。“和而不同”是一个反映事物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而基本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先人特别是国家治理者，很早就懂得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国家治理，运用它来处理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关系，从而形成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以民为本”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政治思想。在秦朝以前的历史典籍中，对这些思想都有表述和记载。作为儒学经典“五经”之一的《礼记》，其中的《礼运篇》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说，“天下”由众多不同的人、家庭、社群、民族、国家所组成，它不是一人一家一社群一民族一国家之天下，而是所有的人、家庭、社群、民族、国家所共同拥有的天下。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又是建立在“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基础之上的。天下为公者，也就是天下为民。离开了天下的民众，也就谈不上为公了。各种不同的人、家庭、社群、民族、国家之间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如果遇到分歧、争论和斗争，都相互协调、求同存异、妥善处理。无论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还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处理，才能实现和谐稳定、安宁，才能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开辟前进的道路。
“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万国咸宁”这些中国古代用来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思想，其要义就是倡导国与国之间要和平相处，万事和为上。“以和为贵”出自《论语》，“协和万邦”出自西周时期的《尚书》，“万国咸宁”出自战国时期的《易传》。那时的中国，周边和国内的部族方国与诸侯封国林立，人们希望彼此之间不要兵戎相见，能够和平咸宁。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坚持“以和为贵”、实现“万国咸宁”逐渐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和远方国家邦交关系的原则。所以，中国与周边和远方国家总体上长期保持亲仁善邻、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而这样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能够成为东方文明主要缔造者之一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
这些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真理、体现人民性民主性的先进政治思想和美好社会理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通过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志士仁人和劳动人民的不断追求而一直传承下来。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思想理念，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文明所共同主张与倡导的。从亚里士多德主张的“人类必须互相保持和谐而生活”，到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倡导的“世界主义”精神，到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倡导的“世界一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各个地区建立的这样那样的共同体，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体现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思想理念。不仅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有益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智慧，在世界各种文明中都蕴含着这样或类似这样的历史智慧。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而坚实的共同思想基础。
（摘编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