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