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的进行，英雄之举层出不穷、蔚然成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仁大爱，亦使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的道德传统在中华大地上再显峥嵘。
无疑，勇德是人类的共同道德。早在西方古老的《荷马史诗》中，美德就开始与勇敢须臾不可分离，但论及人类勇德建设，中华民族的贡献尤值一提。中华民族不仅将勇德视为“三达德”之一，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对其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如孔子提出“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命题。该命题开始把勇与仁义、道义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勇业已正式跻入中国道德伦理的领域，并使所谓“见义勇为”成为千古传颂的优良品德。孟子对勇的思考可视为是孔子勇的思想的深化和继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认真讨论了勇的性质、勇的根本及勇的途径，而他的“浩然之气”学说的推出则为所谓“勇气”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宋以后，有王阳明对勇的“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力行力为的力倡，有颜元对宋明“重文轻武”的唇舌之儒、文墨之儒的力辟，还有戴震对“益之以勇，盖德之所以成也”这一勇的“道德执行力”的力肯。以儒学为传统的中华民族从未停下对勇和勇德追求、探索的步履。
那么，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勇呢？
其一，心性之勇。国人论勇，多从心论。“古文勇从心”的“恿”字，就是其明证。这种与勇相连的心，既非西方式的理智之心，又非佛教式的虚灵明觉之心，而为中国式心性论的以“生”训心之心、从心从生之心。作为一种生命哲学的概念，它意味着心以其“生生不已”的潜在的可能性为内涵。也正是基于心的这种可能性，才彰显了心不受制于现实规定性的“形上超越性”，才使心成为中国哲学“形上超越性”的真正体现。同时，一旦我们肯定了心的“形上超越性”，我们实际上也就肯定了真正的勇。勇一如心，同样具有“形上超越性”。正是从勇的“形上超越性”出发，主张“见义勇为”的孔子提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其二，气力之勇。中国哲学的身心一体决定了勇并非“心性之勇”的一意孤行，而是以一种“下学而上达”的方式，具体化为一种气力之勇。中国古人在提出“气，体之充也”，强调气与身体不可分的同时，亦使勇敢与身体化的“勇气”相提并论。“即气而力在”，如若我们肯定了勇之气，那么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肯定了勇之力。这一点，不仅可见之于《说文》的“勇”字从“力”说、《诗经》的“无拳无勇”说，还可在中国拳经中的“气与力合”说中找到注解。
“心性之勇”与“气力之勇”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告诉我们，一种真正的勇既具有一种“形上超越性”，又使这种“形上超越性”离不开形下的现实力量。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勇德也经历过沉浮，随着近现代“救亡图存”思潮的兴起，对勇德的崇尚再次被激发出来。身处更为和平、更为文明的今天的人们同样要面对诸如瘟疫、地震、洪水这样的自然灾难，面对诸如战争这样的社会灾难，面对艰难、挫折和“德福不能两全”的人生困境。这意味着，无论何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依然要在勇敢和怯懦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意味着，无论何时，勇德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之课。
(摘编自张再林《勇德：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