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雁”是古代诗词中的经典意象，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均与之相关，如杜甫“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等。
“衡阳雁”意象之所以生成，当与“雁不过衡阳”的观念有关。关于其成因，前人有几种不同说法：一是地势使然。南岳衡山有七十二峰，最南端即位于衡阳的回雁峰。古人认为回雁峰地势极高，阻挡了雁南下的进程，故而将衡阳当作大雁南飞之极点，但我们现在知道回雁峰的海拔实际仅有90多米。二是外形酷似。宋荦等人认为回雁峰的得名源自其外形如飞动之雁，明代胡贞开《回雁峰游记》中也解释为：“盖衡之七十二峰，从洞庭叠翠南来，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峰夭矫回伏若雁之落。”然此种解释难与诗歌中的“衡阳雁”意象以及“衡阳雁断”等典故发生关联。三是气候适宜。《吕氏春秋·季秋纪》曰：“季秋之月，候雁来宾……是月也，霜始降。”因此有人认为回雁峰以南气候极热，不利于雁的生存。但此处的“霜降”乃二十四节气之一，只是用以记载鸿雁南来的时间，而鸿雁的迁徙实与其地是否有霜并无必然联系。就实际情况来看，大雁也确能飞至衡阳更南之地，据《会稽典录》记载，连越南也可见到大雁。既然如此，为何还会产生“雁不过衡阳”的说法呢？这应当与古人对雁的生活习性和九州边界的认识有关。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大雁春去秋来的生活规律，认为大雁于农历八九月间南来，十二月至翌年二月北归。他们对雁的认识虽然还较为感性，但也颇能与现代生物学知识相印证。因大雁的迁徙整体呈现出随阳习性的特点，《尚书·禹贡》将其称为“阳鸟”。古人认为随阴阳而迁徙之鸟都不是中国固有的物种。郑玄曰：“凡鸟随阴阳者，皆不以中国为居。”雁既然不居“中国”，则其所居当在边裔。古人认为可以用来区隔“中国”，也就是古九州边界的重要地点有两组四地。一组是作为燕、楚两地圣山的碣石与会稽；另一组是雁门与衡阳。山南为阳，衡山之南即是衡阳，所以《尔雅·释地》有雁门为北方荒凉边裔之地一说，《礼记·王制》有衡山是天下南端一说。碣石、会稽、雁门、衡阳均在九州的边界，是上古时期人们对“中国”边界认识的极限。
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大雁在西伯利亚、我国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北部一带繁殖，其南飞至越冬地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繁殖地出发，沿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进入福建、广东等地，最远可到南洋诸岛；二是从繁殖地出发，经由内蒙古进入华北地区，南下最远可到缅甸、印度。（冯国超主编《动物百科全书》）虽然碣石与会稽、雁门与衡阳不是鸿雁迁徙路线的真实两极，却均位于这两条路线上，因此古人将此四地看作大雁迁徙路线的极点。
先秦时期，人们囿于对九州边界的认知局限，以衡阳为九州的南极，雁门为九州的北极，认为鸿雁从碣石和雁门南下，栖止会稽和衡阳，即郑玄所谓雁“不以中国为居”者也。所以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早期的诗文中均会将衡阳与雁门对举，也就能更容易读懂跟“衡阳雁”有关的作品了。
（取材于孟国栋、孙晓磊《也说“衡阳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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