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文学上，“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
根据当代学者胡旭的研究，中国文学自觉有以下标志：
标志之一是张衡《归田赋》的出现。张衡曾用十年时间写成《二京赋》，该赋的主旨是讽谏帝王公侯节俭，但这篇花费巨大精力所作的大赋，于政教却丝毫无补。面对着朝政目非、江河日下的局面，其道家思想开始抬头。《归田赋》中表现了隐居生活的恬淡情趣。赋中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此后，抒情小赋不断出现，辞赋成了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实现了文学的自觉。
标志之二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大约在桓、灵之世，出现了一批文人五言诗，其代表就是选录于《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在内容上表现了“人的自觉”。“十九首”的内容不外游子之歌和思妇之词两个方面，诗人们慨叹人生的短促和前途的渺茫，抒写了羁旅愁怀和离别相思，情调是悲哀而深沉的，这些慨叹正是对人生的执着与重视。“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十分真实强烈，作者们对自己的种种情感，毫不掩饰，寄之于诗。这说明古诗的作者们不再把文学作政教的附庸，而是为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进行创作；人的主题鲜明了，文学成了表现人生、人的命运、人的心灵的文学。
标志之三是散文创作方面新西貌的出现。首先是各体散文的长足发展。以文体而言，碑、铭、诔、箴、书、笺、楸、策、令、议、记、嘲、谒文、连珠等，种类繁多。其次，东汉中后期散文逐渐趋向整齐华美。一是在句式、音节、辞藻、用典等方面做文章，着カ创造出一种形式美；二是讲究散文风神的飘逸与灵动。
（摘编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材料二：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不同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周易·贲》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此处文学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六经实乃文学之渊府。中国“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
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于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虚构意义。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棦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載道；二是先泰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立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还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載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虽强调了文学的情感因素与形式美感，但他也认为要“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并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摘编自刘娟《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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