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我的祖父
汪曾褀
我的祖父名嘉勋,字铭甫。祖父中过拔贡,是前清末科,从那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终身遗憾的。功名道断,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是个创业的人。
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
祖父手里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在两千多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年轻时他是亲自管田的,常常下乡。后来请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就不再过问。
祖父所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是祖父亲自撰的。万全堂是“万花仙掌露,全树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寿城”。祖父的药店信誉很好,他坚持必须卖“地道药材”。药店一般倒都不卖假药,但是常常不很地道。尤其是丸散,常“神仙难识丸散”,连做药店的内行都不能分辨这里该用的贵重药材,麝香,珍珠,冰片之类是不是上色足量。万全堂的制药的过道上挂着一副金字对联:“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并非虚语。我们县里有几个门面辉煌的大药店,店里的店员生了病,配方抓药,都不在本店,叫家里人到万全堂抓。
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但是祖父生活俭朴,自奉甚薄。他爱喝一点好茶,西湖龙井。饭食很简单,他总是一个人吃,在堂屋一侧放一张“马杌”——较大的方凳,便是他的餐桌。坐小板凳,他爱吃长鱼(鳝鱼)汤下面,面下在白汤里,汤里的长鱼捞出来便是酒菜——他每顿用一个五彩釉画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没有长鱼,就用咸鸭蛋下酒。一个咸鸭蛋吃两顿,上顿吃一半,就把蛋壳上掏蛋黄蛋白的小口用一块小纸封起来,下顿再吃。他的马杌上从来没有第二样菜。喝了酒,常在房里大声背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但是他曾有一个时期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他有一个奇怪古董:浑天仪。不是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观象台的那种大家伙,只是一个直径约四寸的铜的溜圆的圆球,上面有许多星星,下面有一个把,安在紫檀木座上,就放在他床前的小条桌上。我曾趴在桌上细细地看过,没有什么好看,是明代御造的。其珍贵处在一次一共只造了几个。祖父不知是从哪里买来的,他还为此起了一个斋名“浑天仪室”,让我父亲刻了一块长方形的图章。祖父有两件宝,一是一块蕉叶白大端砚。据我父亲说,颜色正如芭蕉叶的背面,是夏之蓉的旧物。一是《云麾将军碑》,据说是个很早的拓本,海内无二,这两样东西祖父视为性命,每遇“兵荒”,就叫我父亲首先用油布包了埋起来。
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他是幼读孔孟之书的,思想的基础当然是儒家。他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花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屋里的桌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
我的祖父本来是有点浪漫主义气质,诗人气质的,只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使他的个性不可能得到发展。有一年,为了避乱,他和我父亲这一房住在乡下一个小庙里,即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菩提庵里,就住在小说所写“一花一世界”那间小屋里。这样他就常常让我陪他说说闲话。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说起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我没怎么听明白,又不敢问个究竟。后来我问父亲:“有那么一回事吗?”父亲说:“有!是一个什么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为什么要跟他的孙子说起他的艳遇,大概他的尘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宣泄吧,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
(选自汪曾褀散文《我的祖父》,有删改)
文本二:
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散者,松松散散之谓也。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随者,随随便便之谓也,有些作者自己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想弄点新鲜花样;但由于腹笥贫瘠,读书不多,于是就生造词汇,生造句,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己的贫乏。结果往往是,虽然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读者偏不买你的账,奈之何哉!读这样的散文,就好像吃搀上沙子的米饭,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进退两难,啼笑皆非。
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玩味和体会,我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没有哪一个是“散”的,是“随”的,正相反,他们大都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简练描摹,煞费苦心,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功夫。文章写成后,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
(选自季羡林《漫谈散文》,有删改)